读书人吵，皇帝定调

    科举改革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城，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国子监里吵成了一锅粥。讲堂里、宿舍里、食堂里、操场上，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拍手称快，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忧心忡忡，有人跃跃欲试。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嗡嗡嗡的，像一群被捅了窝的马蜂，吵得人头昏脑涨。

    “三场考试？这不是要命吗？”一个胖胖的学生瘫在椅子上，脸上的肉都在抖，一颤一颤的，像刚出锅的豆腐。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衣领上，洇出一片深色。“我读了十年八股，你让我去考农事？我连庄稼都没种过！麦子什么时候种我都不知道！”

    “就是！”旁边一个瘦高个跟着附和，声音又尖又利，像被人踩了尾巴的猫。“实务？什么是实务？种地是实务，修河是实务，打仗是实务。可我们是读书人，不是泥腿子！我们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让我们去种地？这不是侮辱斯文吗！”

    “皇上这是要让泥腿子当官啊！那些种地的、打鱼的、砍柴的，凭什么跟我们抢饭碗？他们读过书吗？他们懂圣人之言吗？”

    “寒门子弟懂实务，我们懂什么？我们只会写文章。可写文章有什么用？皇上说了，写文章没用。要会种地才有用。”

    “完了完了，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我读了十五年书，花了家里多少银子？我爹把地都卖了供我读书。现在告诉我，八股文不考了？那我这十五年不是白读了吗？我爹的地不是白卖了吗？”

    角落里，李文远坐在那里，没有参与议论。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裳，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灰扑扑的，像一团脏棉花。膝盖上打着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缝的。他手里捧着一本农书，正在看。看得很慢，很认真，每一个字都要看两遍。有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停下来，从旁边翻出一本破旧的字书，查半天，查到了，再继续看。

    旁边一个同学凑过来，压低声音：“文远，你不怕？”

    “怕什么？”李文远头也不抬，眼睛还盯着书页。

    “科举改了。你读了这么多年八股，不白读了？”

    李文远抬起头，看着他。那个同学姓孙，叫孙明理，是京城人，家里做小生意，不算富裕，但也不穷。他穿着一身干净的青衫，袖口没有补丁，领口没有毛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铜簪别着。他的八股文写得好，在国子监里排前十，先生们都夸他有天分，将来一定能中进士。他以为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现在——科举改了。他的天，塌了。

    “不白读。”李文远说，“八股文虽然不考了，但经义还要考。四书五经还是要读的。你读过的书，不会白读。”

    “可是实务呢？你懂农事吗？”孙明理的声音有些发紧，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懂。”李文远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家种地的。我从小就在地里干活。五岁开始跟着爹下地，拔草、捡麦穗。八岁就能扶犁了。十岁就会使唤牲口。种麦子、种豆子、种高粱，我都行。番薯我也种了。去年照着于大人写的《番薯种植法》种的，收成很好。一亩地收了三千多斤。”

    孙明理愣住了。他看着李文远，看着这个瘦瘦小小的年轻人——胳膊细得像麻杆，脸上没有二两肉，但眼睛很亮，像两颗黑宝石。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看不起的那些寒门子弟，也许并不比他差。他们懂的东西，他不懂。他们会的本事，他不会。他们吃的苦，他连想都不敢想。

    “你……你懂农事？”孙明理的声音有些哑。

    “懂。”李文远翻开手里的农书，“这本《齐民要术》，我读了三遍了。贾思勰写的，讲怎么种地、怎么养牲口、怎么腌菜、怎么酿酒。好东西。你要不要看？”

    孙明理接过书，翻了翻。里面的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就不认识了。什么“耕而不耢，不如做暴”，什么“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他看不懂。

    他把书还给李文远，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白白嫩嫩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连个茧子都没有。他从小到大，没下过地，没修过河，没带过兵。他只会写文章。写一手好文章，就能当官。他一直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他不确定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十五年，白读了。

    消息传到国子监祭酒的耳朵里，王祭酒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科举改革的圣旨，已经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就不认识了。什么“三场考试”，什么“经义、策论、实务”，什么“通晓大义、言之有物、具体见解”。这些字他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像一堵墙，堵在他面前，推不开，翻不过。

    “三场考试……实务……”他喃喃自语，手在发抖。桌上的茶碗跟着轻轻颤动，发出细微的叮当声，像风铃，又像哀鸣。

    他当了三十年国子监祭酒，教了三十年八股文。他以为自己教的都是好东西，都是能让学生出人头地的好东西。他记得刚当祭酒那年，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他教学生写八股文，教他们怎么破题、怎么承题、怎么起讲、怎么入手、怎么起股、怎么中股、怎么后股、怎么束股。一套一套的，规矩森严，半点马虎不得。

    但现在，皇上说——八股文没用。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三十年，白教了。

    第二天一早，朱祁镇去了国子监。

    他穿着便服，带着小栓子和几个锦衣卫，悄悄出了宫。他没有坐轿子，也没有骑马，就是走着去的。从东华门出去，穿过几条巷子，就到了国子监。他没有提前通知，就是想看看国子监的真实样子。

    国子监的大门敞开着，但里面乱糟糟的。讲堂里没有人上课，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面红耳赤，青筋暴起，唾沫横飞。有人唉声叹气，抱着头蹲在墙角。有人拍桌子，把桌上的笔墨纸砚震得哗哗响。有人摔书本，把书撕了扔在地上踩。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像一锅煮沸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

    朱祁镇走进去，没有人注意他。他站在讲堂外面，听了一会儿。

    “皇上这是胡闹！”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又尖又利，像杀猪。“八股文考了几百年，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说改就改？他眼里还有没有祖宗？”

    “就是！皇上懂什么？他读过书吗？他知道八股文是什么吗？他连秀才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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