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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锋与刘懿在太昊城下的这场关乎曲州归属、牵动帝国中枢神经的生死决战，其规模与影响，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军事冲突，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令整个天下为之侧目、喧嚣不已。
单以战事直接波及的范围计算，在曲州九郡广袤的土地上，便已席卷了华兴、许昌、临淄、德诏、方谷、淮南、邯郸七郡及作为州治的太昊城！
兵马调动、粮草征发、谍报渗透、民间动荡、江湖厮杀……其影响之深远、波及范围之广阔，近五十年来，自神武帝扫平群雄、定鼎天下之后，再无如此大规模、发生在帝国腹心之地的剧烈震荡。
在帝国最为富庶、人口最为稠密、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中原腹地，闹出这般惊天动地的大动静，自然吸引了茫茫寰宇间所有野心家、观察者和潜在对手的目光。
那些威霸一方、伺机而动的江湖大宗门，那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乃至大汉周边虎视眈眈或貌合神离的诸国，无不将最敏锐的视线投向了大汉帝国的曲州。为了获取第一手、最及时的情报，评估局势，预判未来，他们各显神通，派出了最精干的间谍、最隐蔽的探子、最巧舌如簧的使者。这些人脱下鲜明的外衣，伪装成南来北往的行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衣衫褴褛的乞丐、云游四方的僧道……如同无数细密而贪婪的触手，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中原沃土的每一个角落，潜伏在茶楼酒肆、乡野村屯、甚至军营外围，不放过任何一丝风吹草动，疯狂地汲取着关于这场大战的一切信息。
他们的目的清晰而冷酷：乱中谋利！或趁火打劫，攫取资源；或扶植代理，扩大影响；或刺探虚实，为将来可能的动作做准备。一时间，这块帝国最重要的版图之上，暗流汹涌，鱼龙混杂，繁华表象之下，不知隐藏着多少双窥伺的眼睛和蠢蠢欲动的野心。
然而，就在整个曲州大地因这场决战而沸反盈天、暗潮澎湃之际，中原却有那么一座城池，仿佛超然物外，呈现出一种奇异的、与周遭紧张氛围格格不入的平静与繁华。它并非没有受到波及，也并非消息闭塞，但它自身的特殊地位与内部运行的独特逻辑，却让它如同淤泥中绽放的清莲，显得“出淤泥而不染”。
没什么特别复杂的原因。
只因为，它叫——洛阳。
……
洛阳，北邙巍巍，洛水汤汤，自古便是帝王龙兴、王气所钟之地。其历史之厚重，地位之显赫，无需追溯过于久远。三百多年前，光武帝刘秀自宛城起兵，反莽复汉，诛除暴乱，重光汉室，最终便定鼎于此，建立东汉。自此，大汉的国祚在洛阳稳稳当当地延续了二百余年，这里也成为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中心，积累了无与伦比的荣耀与底蕴。虽然后来历经黄巾烽火、董卓乱政、军阀割据的连番厮杀，洛阳古城宫阙残破，繁华一度凋零，但及至三国归一，天下重归一家，此地虽不再作为帝国唯一的首都，却被定为“皇家附都”，在曲州许昌郡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半独立的特殊地位。
而当世之人，之所以仍习惯性地将洛阳尊称为“附都”，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历史遗泽，更在于这里是刘氏皇族宗亲最集中、最庞大的荟萃聚集之地！
话说五十年前，那场决定天下命运的秦汉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开创“神武之治”的神武帝刘谌，在鼎定乾坤、梳理山河之际，深恐前朝旧事重演，担忧皇亲贵胄坐拥封地、拥兵自重，最终酿成尾大不掉、祸乱天下的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做出了一个极其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借大胜之威，将绝大部分没有特殊功勋或不再直接参与核心军政的刘氏宗亲，及其庞大的家族分支，整体迁移安置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附都”洛阳。并且，以一种近乎“祖宗家法”的口头方式，定下了“封王不封地、推恩令代代分割递减”的不成文规矩。此举，既给予了宗室体面尊荣的安置，又从根本上削弱了单个宗亲可能掌握的实质土地与兵力，堪称一举两得。
及至当今天子刘彦登基，这位志向高远、意图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王，在神武帝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少府赵于渊呕心沥血编纂的《未央典》中关于“强干弱枝”的诸多论述，颁布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诏命：今后封爵，原则上“封侯不封地”，即便有特例封地，也严格限制其规模与自治权；对有军功政绩者，主要赏赐金银财帛、奴婢宅邸，而非轻易赐予土地人口。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帝国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最大程度地收拢、掌控在中央朝廷的手中。
可以说，神武帝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约束了皇室宗亲的潜在威胁，而刘彦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约束范围扩大到所有世家大族，将帝王权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正因如此，在神武帝之后，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功勋被特许世袭罔替、保留小型封地的刘氏宗亲（且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刘氏宗亲，无论血缘远近、爵位高低，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和主要活动范围，都被“圈”在了这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洛阳城及其周边属地。在这片特殊的区域内，“刘”这个姓氏拥有了压倒性的比例。民间甚至戏言：在洛阳地界，十个人里得有八个姓刘，碰到个不姓刘的，那都属于需要多看两眼的“稀罕物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酒肆春楼，戴着各种爵位冠冕的王公贵族们几乎随处可见。王爷、公爵或许还能因其相对稀少而保有几分矜持，而侯爵、伯爵则多如过江之鲫，至于子爵、男爵，平日里若无要事，甚至都不好意思轻易上街溜达，生怕转角遇到个辈分比自己小、血缘比自己疏远，可偏偏爵位却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族中子弟，届时不仅自己尴尬，还得按礼制舔着脸给人家行礼问安，平白惹来一肚子闷气与旁人暗中的嗤笑。
这些生来便含着金汤匙、享有帝国最高级别俸禄与特权、大多又无实际军政要职在身、堪称“有钱有闲”到极致的王公贵族们，如同被圈养在精致鸟笼中的金丝雀，扎堆儿聚集在洛阳这座既繁华又某种程度上是“囚笼”的城市里。他们无穷的精力、巨额的财富以及对享乐的无尽追求，自然而然地造就了洛阳远超寻常州郡的、近乎畸形的繁华盛景与奢靡风气。
这些过着“三餐饱足，一觉安眠”神仙日子的王爷侯爷们，整日里最大的“公务”或许就是琢磨如何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于是，畅游洛阳属地内被精心修缮的名山大川，流连于画舫歌台、秦楼楚馆玩弄风月，便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为了满足这些宗室大佬们的享乐需求，洛阳的山山水水被投入巨资保养、修缮、甚至重新“设计”，务必达到“可圈可点”的境界。山，必有清幽雅致的论道亭台、观景楼阁；水，必设精巧的小桥假山、临水轩榭；就连一草一木，也常被修剪出种种“妩媚”形态，以满足贵族们附庸风雅的审美。城内，为了王公贵胄们的车驾通行舒适，主要官道皆铺上了从远处运来的红泥细沙，以防轺车颠簸；那些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每月必有专人不惜工本地刷新漆彩，保持光鲜亮丽；更有甚者，传说全城主街的地砖，竟是用一种产自西域的昂贵缥玉铺就，并且每年更换一次，以彰显无与伦比的豪奢与常新气象……如此穷奢极欲、极尽土木之盛者，放眼整个大汉帝国，除了这刘氏宗亲荟萃的洛阳，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就连真正的帝国政治心脏——帝都长安，与其相比，在纯粹的奢华享受与生活设施的精致程度上，恐怕都要显得有些“穷酸”和“务实”了。
洛阳作为两京之一，与长安一样，在行政上独立于其所在的许昌郡，实行特殊的直辖管理。长安设京兆尹，位高权重；洛阳则设洛阳令，总揽洛阳军政民政大权，地位同样非同小可。而当前坐在洛阳令这个关键位置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长安庙堂之上主动“急流勇退”、返回洛阳的皇叔——刘乾。
刘乾此人，昔日在朝堂之上名声颇为复杂，贪墨弄权、党同伐异之事没少做，吃相也常为人诟病，能屹立数朝而不倒，除了其皇叔的尊贵身份和精妙的权术平衡，也自有其过人之处。自从接纳了郭家郭磊“韬光养晦、以待天时”的建议，刘乾主动辞去朝中要职，退居洛阳以来，这位老王爷仿佛换了一个人，对外极重“修身养性”。
他时常轻车简从，前往洛阳名刹白马寺闻香品茗，与寺中高僧谈禅论道，竟真从住持一禅大师那里学得了一套据说有延年益寿之效的养生打坐功法。或许真是心境的转变与这养生的功夫起了作用，老刘乾竟肉眼可见地焕发了“第二春”：原本花白的头发里，钻出了些许黑茬，脸上的老年斑似乎也淡了些，精神头更是健旺不少。更让洛阳宗室圈子津津乐道（或暗中嘲笑）的是，这位年过花甲的老皇叔，居然在去年隆重重纳了一房年轻貌美的小妾，一时间，“枯木逢春”、“老树新花”成了洛阳城私下里最热门的笑谈。
返老还童，枯木迎春，你说，这样的事儿找谁说理去？洛阳城里的宗族子弟们，常在背后挤眉弄眼地打趣：“瞧瞧，别人都是越活越老，越活越抽抽。咱们这位老皇叔倒好，活脱脱像个成了精的老王八，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神！说不定哪天，还能再给咱们添个小王叔呢！”
言辞间充满了对这位辈分高、权力大的族长，那种既敬畏又嫉妒、更带着几分看笑话的复杂心态。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刘乾的“修身养性”绝非单纯的颐养天年。除了保养身体、享受生活外，这位老谋深算的皇叔，从未忘记他之所以选择退居洛阳的核心目的——整合庞大的刘氏宗族力量，牢牢掌控这股不可小觑的潜在势力，然后，静观朝局，待时而动！
老刘乾纵横庙堂四十余载，历经数帝而不倒，贪尽天下富贵却能最终全身而退，其政治手腕之老辣、眼光之毒辣、心性之坚韧，绝非寻常宗室子弟可比。面对洛阳城里这群大多只知道吃喝玩乐、醉生梦死、耽于享乐、内部还因为血缘亲疏、爵位高低、利益纠葛而矛盾重重的宗族子弟，整合刘氏宗族这件在旁人看来千头万绪、困难重重的事情，对于手腕通天的老刘乾来说，虽非轻而易举，却也如同庖丁解牛，自有其清晰的章法与步骤。
针对如何有效掌控这股庞大而散漫的宗族力量，刘乾精心谋划，步步为营，用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六招：
第一招，尊老怀柔，定鼎名分。初来洛阳之时，他并未急于揽权，而是以“族长”兼“皇叔”的双重尊贵身份，广发请柬，极其郑重地召集了宗族内所有德高望重、辈分尊隆的族老们，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礼仪周全的宗亲议会。会上，他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大谈刘氏一族的荣光与责任，追忆先祖创业之艰，感慨当下宗族之散漫，表达自己身为长辈，愿为宗族未来尽一份心力。一番声情并茂、既有怀旧又有展望的“老生常谈”，既给足了族老们面子，又悄然树立了自己“为大家好”的权威形象，成功获得了大多数宗族耆老的认可与支持，奠定了掌权的法理与情理基础。
第二招，擢拔才俊，施恩后进。站稳脚跟后，刘乾深知，仅靠老人不行，必须笼络年轻有为之士。他宣称要“光大宗族”，公开“广开言路”，鼓励宗族子弟中的读书人或有一技之长者毛遂自荐，或由族老推荐。他对这些信息“斟酌筛选”，确实挑出了一些确有才干、家风尚可的子弟，然后以其洛阳令的身份和皇叔的影响力，向朝廷大力举荐，请求将这些宗族才俊派往各州郡担任一些中低级的实职官员。当时，天子刘彦正为一些在打压世族过程中被清理掉的、把持地方村屯的小世族覆灭后，缺乏可靠人手去填补基层权力真空而烦恼。见到刘乾的举荐名单，经过一番核查（其中自然也有刘乾暗中运作，确保这些人“可靠”），不禁大喜，认为这是宗亲为国出力的好现象，也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于是很快批复同意。此举，让一批原本在洛阳无所事事、只能靠祖荫混日子的宗族青年才俊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自然对刘乾感恩戴德，视其为改变命运的伯乐，刘乾由此收获了宗族内部一大批新生代力量的支持。
第三招，散财收心，惠及底层。刘乾深知，宗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更多的是那些受“推恩令”影响，经过几代分割，爵位低微甚至已成为庶人，以及那些本身不肖、挥霍无度已将家财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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