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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的改革，是没有一件不要依现实和情势而行的，而这又深受实行者和其群体的意志的影响，这就要求有雄心壮志的那个人要能够有十足的果敢决意，有万分的缜思自律。但是，古往今来，又有几个这样的人呢？纵然有这样的人，又有几个能成功的呢？即使成功，有真是成功吗？能够认识到血的教训的人，只能是从之前已经付出过血的代价的一群人身上得到经验，而他自己，说不定也又是重蹈失败覆辙中的一员。
所谓的成功和胜利，所谓的赞扬和诋毁，所谓的反复和无常，所谓的错与对、黑与白，那里真的分得清？那里有真正成功的改革者？所谓成功，到底只不过是因为利大于弊甚或极大于弊罢了，可是弊端还在，只要它一日不灭，甚至潜伏下来，就终有一日可能会一举推翻之前的所有牺牲，因为凡事都有两面，而人们总是有向恶之心，而改革的事，总是要和天下人对话的，如果谈得拢的话，还能暂且共渡难关，如果谈不拢的话，就要镇压或是妥协了。
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总要和他所想要改变的人打交道，而这群人就是千千万万不同心思的人，这群人总是因为社会不断的发展而不断的道德沦丧，想要改变他们的人，就不免要因为自身就是受此影响中的一员，而难以超越现实的情况，既是超越了，那么，超前的眼光又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
人毕竟不是神，而神，还是人格要超越的象征呢。
刘革是个偏重立法之人，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要紧的政务搁置一边。想到了很多，却做了很多无谓反招祸乱的事。货币制度屡改，势不能行，先把关键的经济给破坏了。分配之法，新的立足不稳，旧的半死不活，遂使关乎人之生计的秩序又大乱，全国上下，千万百姓，无不受其影响。他又是个拘泥理论，讲求形式之人，大约铜雀的形式主义就是自他起的了，改革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就会成为形式，既然是形式了，却还要作秀。这所谓的形式，就是要决心做一件事，却做不到，仍然还要逞强，在外表上搞的像成功了似的。这在改革之人中，是决不能有的，这是个恶例，如果只是形式，反而遭致天下人对改革的厌恶，反害了有实际行动的人，被诬蔑为利用人民感情之人的同谋。那样就可悲了。
刘革既想改革当时的行政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郡县制度。又想改封号和对待待遇等，以压服四方的蛮夷游牧和外族，行一个分化而驱逐之的宏大计划。从内政到外交，无论如何，这些想法都还算是可图可赞的，然岂可旦夕便成？既然改革不能一日而成，而形势又急逼着人要去做，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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