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新法，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产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等掌管贸易经济的机构，以平衡物价，使生产、交换、消费三者都不吃亏。同时收有职之人和有价之交易品的税，以资助要生利而无资本之人，又为资力周转不灵的提供借贷。
他的规划，颇能综合儒法两家，而兼顾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所欲改良之规模可谓宏大，范围可谓广阔，思虑也可谓深为周详。
但是，光有办法还不能行，这种极大的改变，必须要使民众有相当之觉悟，且能响应起来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统治力量的操刀代斫，是不能行的。且能真正为国为民，而又面面俱到的人，实在是少数，官僚阶层之中的大多数人，其利益总还是和人民的相异的，非依严厉的督责不行。以铜雀的广大，本来古时的交通就不甚便利，一个中央政府，监督之力本就不能遍行，而要靠地方的实际行动，而当此种大变之际，地方本就深受其影响不大，而受其法令之影响的，却殊甚了。基层的官吏，对严密繁复的法令，未必能够理解透彻，而趁机行私利的机会，却正在这种时候极多。地方既不能严行改革，反起的祸端，就愈加重。
要想实行脱胎换骨的革新，固然周密详实的计划极为重要，然而没有人的顺应和理解，就是无法收到效果，而达成愿望的。百姓久之希望社会有一个好的改善，而求于改革，可推行起来，却是阻力重重，这种阻力，随着弊端的越积越重，就是越难改变的，尤其是在保守的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当初外戚干政，本来地方上的势力就已经抬头，到了这时，就更加难以驯服，几乎到了要掌控地方的行政（其实就是！），而独掌一方了。
所以，改革推行不易，而于监管更加困难。刘革当时所传达的法令，关乎实际的，怕是几无一件得到了彻底落实，没能达成目的，反因此生出的流弊，却无一日不激增，无一事不有，而无一件不比一件更加恶劣。那些无关乎实际，徒增烦忧的，本无害于统治，则于大兴改革之时，随便改变社会习惯之事的，却是要招来更加麻烦的破坏，既大事要严行中央发出的意志的话，那么在于人民无意义的小事上，却要深为权贵之人借以迫害压迫人民。这原本非是改革者意思的，到了不怀好意之人的手上，就要被用来行恶事，错使人们痛恨全面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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