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他死后开启，周在其后，再无当年镇服四方的盛况。
穆王死后四传而至厉王，这个时候，人们便又可看见，潜伏在人群之中的另一种不可预知的精神意志，竟提前爆发了。几代人之间的仇恨，竟能就这样比起这世上令人欣慰的事，更令人压抑的流传下去，重压在后人身上。
厉王暴虐，与民夺山川林泽之利，夺其地，断民生路。
这时候，平民要起，而其中夹杂着“国人”，那么，惊天荒地的而由一国人创造的历史，就要从此开始。
铜雀公元前841年，因不满于厉王之暴政，镐京一带的国人起而暴动，手持棍锄集结，围攻王宫，言杀厉王。厉王无所拒，既国人都已与自己相抗，复何为讨之？为国人所逐，居于彘（中原以北太定之地）外14年。
一年后，也就是共和元年，铜雀公元前841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而有了准确且不间断的历史记载。到底，到底为什么，这个词如此的惊天动地，如此的破天开荒？
如此的让他的人民，世世代代赞扬而继承这样的举动，一旦君王不行仁政，国人便可起而反抗，以讨伐暴政的国家？五千多年后的这群人，到底如何埋藏着这样一股力量，能够让他们不去迷信，不去媚鬼神，不去默然承受，不去有求于野蛮时代的一切事物，而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去推翻了永恒的怨恨？
这是一种猛然间萌发的精神和追寻。无论如何，在这一年，周的卿士周定与召穆二公，代理国事，设六卿合议，而行共和行政。
其后，厉王病逝于外，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才止，而立其子宣王。宣王即位，被看作是周朝的统治重新得以延续，故号称中兴，然其在位的39年岁月里，姜戎大肆向中原发起进攻，屡次与之战，至于千亩，终为其所大败。千亩在太定介休，可见周朝这时对于炗河以北的地方，业经控制不住，而要为诸侯自持，西北异族的势力，也终渐次成为以后铜雀民族千年间要面对的惨烈的极患。
王静（即宣王姬静）在位四十五年，是一个最终矛盾积蓄的时期，我们看历代先王都是在位长久，无论其仁德或暴恶，总还是有几十年的光景的，可是愈到后来，为君者就愈不能长久了，这是要说，为君者，就根本不可能由人民去约束其仁恶了，能决定的，只有他自己的青年和中年，一个君王的晚年，即使不至于昏庸，也总还是有奸臣贼子，会替他压榨天下和黎民了。
至于幽王宫涅，国祚终于断裂，遂为犬戎和申国所灭。其事，无论他千金买笑、火戏诸侯，亦或言是红颜祸水所致，都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死的人死了，而活的人还活着，活着的人却比死了的人还要恐怖，还要暴恶。幽王是死，而西周灭，东周立，真相一定不简单。周朝在当时，怕是兼有外患和内忧的。厉王时，继承的是其父的雄图，可是这不过是虚象，对于繁盛，一可因之而高兴，而与民同乐，但同样的，也可因此而对万民产生警惕，便会有以卫巫监（原始的特务机构）严行监视，而使人民以目色之的恐惧出现了。现在，人民都为他们的诸侯而战了，周人是甚感痛心的。
所以，幽王死后，宜臼（周平王）被扶上位的同时，在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而携王却被诸侯所废，而周对于西畿之地，便也不复控制了。再者介休一败，出武关而南下丹淅的路，也已不通，这时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有相当的势力。
宜臼便只能在烽火狼烟的列国包围的夹缝之中，迁居于东临，看着两畿分裂，国土尽丧，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终于成为一句空话。转眼数千年，三代之治，仿佛如梦似幻般。
东周启始，而铜雀入于一个传奇的时代，此事在公元前7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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