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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初立，而武王能行收服人心之策，采殷人治殷、大释百姓、认可贤臣、拒绝奢侈、赈济贫民之法，遂使东方安定，而天下顺服。熊氏得楚，封于丹阳，在丹淅之水的会口，其则又是铜雀人向南开拓的一个根据地，南方的文明，也开始慢慢的强盛了。
成王与其子康王之时，称为周的盛世，即“成康之治”。而康王之子昭王南巡狩而不返，卒死于江（南方之水的通称）上，实是伐楚而败，淹死于汉水（明江支流）中的。
周朝对外的声威，历三代就开始受挫了。
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的情势是，青铜之器大兴，而天下百工又大盛，列国之内，是颇有尽皆致力发展的势头的。而分封又行之已久，可看到的是，原来的各部落，终于演化为一个完全的“国”了，而“家”的观念，亦因井田和封建之行，而趋于浓重了。过往的人们，往往举族而迁，一部之人随之更替居所，无从谈起什么家了。
而现在，边界的意义愈发明显，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对于界限的认识，得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刺激，而对于限制的苦痛来说他们也认识的更为深切了。既其时铜雀自古就有其独特发展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成形，而人民的迁徒，就更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举族而迁了，既虽仍可见此后的岁月都有举族迁徙的，到底还是没有过去那样大的规模了。人们其实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游走，过去的岁月里，同一个姓的人，都会作为某一支而一起为避战乱或为获安生而迁移至远方，他们都还是对家乡有着刻骨的怀念的。
可是于现在呢？我们说，边境线的意义越来越薄弱了，可到底边境线还是存在的，人们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厌恶之心，可愈是这世界发达、文明进步，我们对于人之间的划分，就愈加以己之利而为出发点了。既因如此，倘若没有了物质和精神的边界层次、种种限制约束，人们又怎么能安心呢？到底还是需要那么一条界线存在的，没有了它，亏心不安的人们又怎么能感觉到这世上还在被秩序控制着呢？
这依旧是人们人性的灭裂害病的，可倘要使人性不灭裂，就要使我们的生命灭绝了。对于家乡的怀念，总归是随着物质的变化而模糊惨淡的，尽管人们依然在坚守，但千千万万独独一人的候鸟迁徙，依然在从上古到现世的世界，从未断绝。
在此情形之下，周王和他的国家就要始终作为一个天下的领袖，而行抗御之责，既要抗御，就要开疆土，开土就必分封，分封而能行治理，治理则要分田，规划山泽之利。这些都是一个王国而不能独自行使的，既然认识到了自身不能独行，国家，就需要一个地方上的统制，能为地方上的统治者，在那个时代，就只能是诸侯了。
穆王大举西征，而要集天下之力，东方的诸国距之远，隐忍的反动就要爆发了，这些都是山高而远，万世不变的定理。其时徐偃王强，起逆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被压制的东方，看是要恢复其旧势了。
然穆王不乱，兼顾西征而分兵东返，且使楚伐徐，许是给其一个改过的机会。偃王走死，则东方的力量仍为西方压制。
穆王是八百年间周朝的雄主，这个称呼，是见不得此前的帝王的，只是由他开始，而有这样一类威震四方的君王，一如反动一词，也是由他的治下而出现的。所谓的反动，大概还是反而为动，因反而动的。这种情况，在此前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以前的天下，既是靠联盟联结而成的，那么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也就谈不上什么反不反的了。
但是这时的世界，是一个上而统驭下的时代，既然上统治下了，下就是受上命而治其地，若是不能治而起之作乱，公然对抗上，那就是所谓反了，既是反了，就要动而求自保，可见得经过了千年的进化，人心，是越加难以约束了。
穆王在位颇久，其时周朝的声威，是颇振兴的，其发达的文化，亦而能广泛向外传播，使周围的部族，能有一个学习了。
然而盛极而衰的循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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