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崇、耄受其胁迫,而不得不发兵与商人攻周。惜其不胜,反为文王打破,长驱直入,灭耄国而据崇,当地土地最肥,乃建都丰邑,令殷人震恐,便直面出天井关(西地以北出入中原的关隘)而南下朝歌的通道了。
到文王晚年,周而有天下有其二的大势,为后来灭商奠定了基础。他去世前,嘱咐儿子姬发三句话:
“好则急做;恶则紧避;时机成熟,不可放过。”
文王故后,武王则渡孟津与纣约战。此前,八百诸侯相会于孟津,要讨伐商纣,武王未许,以为时机未到。怕在当时,虑及西方的诸侯还未尽归,而周人亦消耗的相当大了。三年后,西方诸国尽归,乃联合西方之兵,渡孟津而誓师于商郊牧野,以公望为帅,战车三百,虎贲三千,战士五万,甲子日决战,一举而灭纣,定都镐京,继而建立周朝。
到了这时,周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可谓功业恢弘。然武王虽胜纣,商朝却仍未灭,仍需以纣地封其子武庚,使其弟管、蔡二叔监之。
可以看出,此时东方诸侯仍是存力而不服的,对于天下的争夺,周人也不能以一己之力而独占,从来的战争,在三代之内,都还是很为灾难的,也可见和平的定治,从始至终,都是极为残酷的,无一日不有腥风血雨,无一日不为争权夺利。
又三年,武王崩,子成王幼,而武王弟周公摄政。这一时刻,又是铜雀文明的一个大变了。趁其时,武庚携管蔡都叛,是时,则东方的诸势力一概群起而叛之,涉及徐、奄而有熊、盈。徐奄都是中原之国,而熊盈则为边地之氏族,又可窥,此时东方的势力,都是服商而不服周的。
然周朝此际颇有新兴之气,周公亲自东征,平定商的遗民,又灭掉中原的反叛,继而征服边境的淮夷、徐戎,周人此刻的气势,实在是远出于此前自兴之民的勇气的。后则封周公于云(蓬东西南),使其子伯禽就国,又封公望于齐(蓬东北部),又经营东临之地为东都。
如此一来,东方的旧势力,算是给新兴的西方势力给彻底压服了,蛰伏的思想也开始向天下各地漫溢了。
这一时期铜雀的历史,或许就都是以周公为主导的了,人们向来对于一个人的伟大,往往就是因其无边的功业,而令世代崇扬了。周公那一生的事业,让人觉得一个人真正能有以一己之力而扛起一切的能力,后世的人,无论中外,都是以此而看一个人的血泪的。
周公祭奠了后来的框架。平定东方后,他就制礼作乐,而归束人民,摄政凡七年,还政于成王,还为他留下了一大批精明能干、忠诚不二的臣子。自己则行了大义,为世人称道,隐于山川河岳之中。
他死,便有了“风雷之变”。武王病时,周公曾被请以身代,藏祝策于金縢之匮中。其死,成王以人臣之礼葬。一时而空卷狂风,天作惊雷,田禾尽倒,而树木尽拔。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乃知请以身代之事,遂以王礼葬周公。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曾经的说法,成王服丧满时,才称自己年幼,不及天下之事,而求周公摄政。既摄政,则管蔡传谣,言周公要不利于王,周公乃避居东临。而其属党为成王尽控,遇风雷之变,而迎周公归国,重行摄政。
两说之别,后者虽不合然亦有事理,我们看古时君臣的关系,仍可见,贤德的君臣,尚无免于权争,更何况后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权力之争呢?只是周公所定下的典章经制,立下的治国之道,行使的广集贤才,确下的家国之形,确实是此前的人所未能做,而后来的人也只能将其发扬光大了。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周公使楚,而后北返,又可见周初对于向明江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北方即已结为一体,而南方,就亟待要有一个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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