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架势。杨建国社会适应能力强，跟不同的人都能打交道，有时李轼和他一起上街，总有一些人跟杨建国打招呼，李轼说：“你熟人还真不少。”
杨建国总说：“城圈圈小，转来转去都是熟人。”
杨建国喜欢坐茶馆，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不少的人，黄皮就是他的棋友，王有才也是在茶桌上认识的。
1966年6月毕业后，李轼与杨建国等几个同学到岷江北岸一个机械厂做临时工。厂里把他们当学徒工对待，一个月15块钱。早他们一年毕业的几个学长以半工半读的身份在这厂上班，李轼他们也希望能在这个厂留下来。
清晨，李轼和杨建国急急赶到厂里去上班，下午下班后回到城里。回家的一路上，满眼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城里的破四旧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城里大街小巷都成了标语的红色海洋，满城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围观的人也很多，一些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围着看。大字报背后就是不同的群众组织派别，主要是本地红卫兵和外地串联来的学生在争论。
8月中旬开始，金沙江和岷江都在暴涨。到下旬时，岷江轮渡封渡，赶到江边的李轼和杨建国都愣住了。面对滔滔江水，为了不耽误上班，两人把衣服顶在头上，游向对岸，被洪水冲到下游很远很远才上了对岸。
李轼原以为“文革”会跟自己擦肩而过，9月，学校把他们这些毕业生叫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后，城里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首先是学生们登场，分成两大阵营，一派是“红色派”，是所谓的保皇派；一派是“红旗派”，是所谓的造反派。两派都自称是保卫**，捍卫******思想的。从成员的分野来看，大体上是“文革”之前受重视的人，多半选择了红色派，而受压制的人往往选择了红旗派。
杨建国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因为从小淘气，从小不受老师重视，认为他调皮捣蛋，连父亲都总嫌他给自己找麻烦，小学连少先队都加入不了。到中学时讲阶级成分了，耿直率性的他仍不为老师和团支部重视，也入不了团。“文革”之初，说是“红五类”子女吃香了，而杨建国感受到的还是干部子弟吃香，所谓的工农子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罢了。他对受到的排斥是很不满意的，说：“跟着上头跑的人才受重视。”
李轼因父亲是右派，被划到了“黑五类”子女行列，自然也是受到压制的。文化大革命串联开始时，李轼为了出去串联，要班上的红卫兵组织开证明，管事的人说不行。杨建国竭力为他申辩，说李轼父亲已经摘帽了，管事的人说摘帽了照样是右派。李轼和杨建国对此非常不满意，一怒之下，投身红旗派去了。他们都天真地认为现实中这种种的不公，都是******革命路线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正好**他老人家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李轼和杨建国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红旗派，心里想这不是可以讨回一个公平世界吗？
不同的是，杨建国是理所当然的红卫兵，袖子上套一个红卫兵的袖章笼笼。而李轼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能混迹于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友军”，却不好意思戴那笼笼，怕画蛇添足，自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