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框里停了一下才完全进去了。
在广东住了四天。第四天晚上薛朗坐在院子里给郭胜豪写信——他出门的时候没带笔记本，临时从桌上撕了一张信纸。他说自己在南方的海边小城，在老房子里吃了很多枇杷，“比阿克苏的杏干甜，但没有帕米尔的风味“。他把南方初夏的月色和枇杷树下的虫鸣写进信里，说“这里没有胡杨，但巷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树，须根垂下来像一面幕布“。
妇人洗完澡出来坐在廊下的竹椅上摇着蒲扇。薛朗写完信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到她旁边坐下来。两人并排坐着，一起看院子里被月光照亮的枇杷树叶。夜风把叶片翻过来又翻过去，叶背的颜色比正面浅一些，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柔白的银光。
“朗儿，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妇人问。她的声音在夜风里有些模糊，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的声响。
“不好说。年底应该还能回来一趟。到时候枇杷已经过季了，但可以吃你做的咸水鸭。“
“那好。“妇人点了点头。她摇蒲扇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了，节奏没变。薛朗坐在旁边看着院子里那些被月光描了边的叶片，心里有一种“要走了但还能回来“的确定。那种确定不是基于计划表的，是基于一种更柔软的东西——这间院子、这棵枇杷树、这个摇着蒲扇的妇人，已经在他这五年多的人生里占据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会因为距离远而消失。
第二天早晨薛朗收拾好包准备去火车站。妇人从厨房里拿出一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黄澄澄的枇杷膏——比寄去喀什的那些罐子小一些，像是专门为他路上准备的小包装。“路上冲水喝，润嗓子。“她把它塞进包里，又往包里塞了几颗熟透的枇杷果，“火车上吃。“
薛朗把包背好，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那棵枇杷树。叶子在晨光里泛着深绿色的油光，果实大部分已经被摘完了，只剩树梢高处零星缀着几簇。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在地面上画出一幅不断晃动的水墨画。妇人站在门框里面目送他走出巷口，薛朗走到巷子拐弯的地方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枇杷树底下，手扶着门框，脸上的表情隔得太远看不太清，但那个姿态他记住了，像一棵在风里等着人回来的树。
火车向北开的时候薛朗把那只玻璃瓶从包里取出来放在小桌板上。瓶身透亮，枇杷膏在瓶底积了一小层琥珀色的光。他把玻璃瓶转了个方向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阵，然后拧开盖子用指头蘸了一点放进嘴里。还是那股清润的甜，跟在喀宿舍里吃到的同一个味道。他把盖子拧紧了放回包里，靠着座椅看向窗外。南方青翠的丘陵正在向后退去，前方是逐渐变淡的绿、逐渐开阔的地平线。他在座位上安静地坐着，心里浮起一种微妙的、把所有散落的碎片归拢到一处之后的完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