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南洼”两个字，李支书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唉，别提了，提起那片地我就头疼，去年那雨水大得跟天漏了似的，南洼地势低，水排不出去，全给泡了。”
“后来又闹了那啥子‘麦死神’，麦秆里全是虫子，收成连往年的一半都不到。”
李支书一边说着，一边从腰间拔出旱烟袋，塞了一锅烟叶子，用火柴点着，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
楚灼在一旁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上前一步问道：“李支书，那南洼那片地，具体是分给哪家哪户种的？”
一九八一年，寒城这边已经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都分到了个人头上。
李支书吐出一口浓浓的青烟。
“那片地啊，是分给乌家的。”
李支书弹了弹烟灰，语气里带着几分同情和无奈。
暨昭然眼神一凝，追问道：“乌家？乌家现在都有什么人，具体情况怎么样？”
李支书叹了口气，把旱烟袋在鞋底板上磕了磕，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乌家可怜啊，现在就剩一个独苗苗，叫乌修远。”
“这孩子命苦，他爹早年间修水库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是他娘咬着牙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结果他十岁那年，他娘也因为操劳过度，得了重病没挺过去，就这么撒手走了。”
说到这里，李支书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忍，似乎想起了当年的惨状。
楚灼听得眉头微微皱起，在二十一世纪的刑侦心理学中，童年时期经历重大丧亲变故且缺乏心理干预的个体，极易产生人格缺陷。
万涿在一旁听得着急，忍不住插嘴道：“那他一个十岁的小娃，咋活下来的？”
李支书叹息道：“也是赶上好人了，村里有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周伯，看这娃可怜，不时帮衬着拉扯一把。”
“周伯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年轻时打仗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到了晚年眼睛也快瞎了，爷孙俩就这么相依为命，勉强混口饭吃。”
“可惜好景不长，乌修远十七岁那年，周伯也得病过世了，这世上就真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了。”
楚灼的心沉了沉，这种近乎毁灭性的成长环境，几乎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温床。
暨昭然神色不变，继续理性地分析：“那这个乌修远现在靠什么生活？平时在村里表现怎么样？”
李支书想了想，回答道：“他家里有几亩薄田，但不多，农忙的时候他会回来种种地，平时基本都在城里打零工，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
“这娃性格有些孤僻，不爱跟人说话，在村里跟谁都不来往，每天低着头走路，跟个闷葫芦似的。”
“不过人倒是挺老实的，从不惹事生非，村里谁家要是有个重活需要搭把手，他看到了也会默默过去帮忙，就是不吭声。”
楚灼没有立刻下结论，但作为资深刑警的直觉告诉她，这种极度压抑、孤僻且有着悲惨童年的人，一旦受到某种刺激，爆发出来的毁灭性往往是惊人的。
老实，有时候只是极端压抑的代名词。
暨昭然听完李支书的介绍，沉思了片刻，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警帽。
“李支书，麻烦你带我们去乌修远家里看看。”
李支书愣了一下，有些迟疑地看着他们：“公安同志，你们找修远这娃……是不是他犯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