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户外面是一堵灰墙。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墙壁刷了白灰，但白灰下面露出更旧的黄色——这栋楼大概有些年头了。
他把皮箱放在床上，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线装书放在书桌上，钢笔放在笔筒里——笔筒是桌上的旧物，瓷的，上面画着一枝梅。手稿他犹豫了一下，最终塞到了枕头下面。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看着这间十几平米的屋子。
隰衡被安排了历史系的一间小办公室，窗户朝北，能看见枯枝上的乌鸦。办公室的门关不严，冬天会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他用旧报纸把门缝堵了堵。他把书和手稿用布包着带到办公室，在桌上摆好。然后他坐在椅子上，环顾这间十几平米的屋子。
从鲁国的史官，到齐国的学者，从汉朝的博士，到唐朝的国子监，从宋朝的书院，到明清的私塾——他教了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每次换身份，他都去教书。因为只有在学校里，他才能最自然地接触文献、接触年轻人、接触那些不断被重新讲述的过去。
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东西，他在开学后第一个月才想明白。
新学期开始，他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四十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第一次进大学，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有的连鞋都是草编的。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隰衡没见过的东西。
不是求知的渴望。每个时代都有渴望求知的年轻人。
是确信。
他们确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个国家刚刚从废墟里站起来，他们在废墟上看到了新东西——不是旧王朝的更替，不是又一个皇帝登基，而是一种他们称之为"人民"的东西。这个东西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以前的统治者说"天命"，说"民心"，但"天命"和"民心"都是自上而下赐予的。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学生相信，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隰衡讲春秋史的时候，讲郑国子产改革，讲齐国管仲的盐铁之策，讲鲁国三桓专权。学生们认真地记笔记，认真地提问，认真地在课后围着他说"老师，再讲讲"。
但有一天，一个穿旧军装的学生问他："老师，子产改革是为了人民吗？"
"子产是为了郑国的存续。"隰衡说。
"那他改革中那些惠及百姓的政策，是他有意为之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隰衡说，"统治者做的决定，不总是为了被统治者。但有时候，客观上会惠及他们。"
"那我们呢？"学生站起来，声音很大，"新中国做的这些——土地改革、工人权益、妇女解放——这些是为了人民吗？"
教室里安静了。
隰衡看着这个学生。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脸上还带着战场上留下的灰黑，左手少了一截小指。这种问题，在他两千五百年的教书生涯中，没有人问过。
因为以前的学生不会问这种问题。他们问的是"老师的答案是什么"，而不是"这件事本身是什么"。
"你觉得呢？"隰衡反问。
"我觉得是。"学生说，"这是我活了二十年第一次觉得——国家跟我有关。"
隰衡沉默了一会儿。
他教了那么多代学生，见过那么多朝代兴替，听过无数人喊"天下为公"。但每一次，"天下"和"为公"之间都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皇帝说天下为公，但天下是他的；贵族说天下为公，但天下是他们的。
这一次，也许是真的。
也许这个叫"人民"的东西，第一次把天下变成了所有人的。
他不确定。但他第一次觉得——参与，也许是对的。
以前他总是站在旁边看。看王朝建立，看王朝崩溃，看英雄变成暴君，看理想变成教条。他看太多了，所以他选择不参与。他只做一个记录者。
但今天，站在这间教室里，看着这些眼睛，他想：也许记录者也可以同时是参与者。也许活了两千五百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不是站在历史旁边看，而是走进去。
下了课，他一个人走在未名湖边。冰面已经很厚了，有人在上面凿冰取鱼。远处传来锅炉房烧水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像大地在呼吸。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这枚铜钱是秦半两，他在咸阳城破那天捡的。两千多年来他一直带在身上，像一个锚。
他把铜钱攥在手心，铜钱被体温捂热了。
"北归。"他说。
北归。这两个字在他舌头上滚了两千五百年，从春秋时的"归"到今天的"归"，意思变了又变。但此刻，站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冬天里，他觉得这两个字终于回到了它最初的意思——
回到一个值得停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