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操劳了太多年的岁月。
指甲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涂蔻丹，修剪得圆润整齐。
“好好的，怎么就难产了呢？”她转头问宝珊。
宝珊看了阿沅一眼。
阿沅正在窗边整理花瓶，插进去的那束康乃馨被她一支一支地调整着角度，细长的手指拨弄着花瓣和枝叶。她听见安娜的话，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宝珊又叫了一声，“阿沅。”
阿沅的手在花枝上停了片刻，才慢慢转过来。她的眼圈已经是红了。
阿沅这人，跟在青瓷身边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早就不是那么容易掉泪的人了。
她的嘴唇哆嗦了两下，像是想说又不敢说，不敢说又不忍不说。
“阿沅，你直说便是。”这一次是青瓷的声音。
青瓷靠在床头，闭着眼睛。
她没有看阿沅，声音也不大，但那句话说出来，就像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咔嗒一声，门开了。
阿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声音涩得像含了一把粗砂，“小姐生润润的那个月……收到了故人的消息。”
安娜安静地听着。
“说是人……没了。”
安娜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成了纸一样的白。
她说不上自己是什么感觉。她的脑子在阿沅说出“故人的消息”那几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在转了。
她想到昨天见到的那个风光霁月，如茂林修竹般的少年，是的，他十三岁了，而秦渡正是十三年前年来的旧金山，所有散落在角落里的碎片，忽然间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穿了起来。
青瓷生润润的那个月，收到了秦渡的死讯。
青瓷以为秦渡死了。
她以为秦渡死了，她便也不想活了。
一个女人，拼着一口气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口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她自己的命里来的。她把那口气抽走了，孩子怎么出来？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东河的水面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一艘拖船慢吞吞地驶过，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白色的水痕，缓缓散开，散成一片细密的波纹，渐渐融进河水的底色里。
黄安娜坐在那把椅子上，那一刻，他心口恍若被无形的重锤迎面击中，全身骨骼深处都随之震荡。
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原来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们是在最相爱的时候分开的。
她原来已经死过一次了啊。在润润出生的那个月，死在了产床上，死在撕心裂肺的阵痛里，死在收到那个消息的瞬间。
活过来的那个，是润润的妈妈，是顾家的少夫人，是《醒报》的发行人，是华工权益的奔走者。但再也不是沈青瓷了。
或者说，是另一个沈青瓷了——那个把所有的柔软都收进了骨头里、把所有的眼泪都咽进了肺里、把所有的念想都埋进了不会再翻动的那一页里的沈青瓷。
此刻，黄安娜坐在这间病房里，面对着那个靠在床头、闭着眼、面无血色、鬓发却依旧一丝不乱的女人，她的鼻子忽然酸了。
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胸口的钝痛。
知道一个人曾经那样深地爱过，那样彻底地失去过，那样决绝地放弃过自己的性命，又那样沉默地活了下来。
她活下来了，把所有的痛苦都咽了下去，咽到肺里，咽到骨缝里，咽到那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里。
黄安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她看了看青瓷，青瓷依然闭着眼，安静得像一幅画。又看了看阿沅，阿沅已经擦干了眼泪，站在花瓶旁边，把那束康乃馨的最后几支调整好了，退后一步端详了一下，又伸手把其中一支往外拨了拨。
宝珊坐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早已凉透了的茶，好久没有喝一口。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三下，不轻不重。
润润推门进来，先站定，目光温润地扫过屋内，随即朝黄宝珊和黄安娜微微欠身，轻声唤人，一字一句都带着少年人难得的沉稳。
他手里握着一本书，脊背挺直地走到母亲床边，端然落座。
翻开书页的动作也是不急不躁的，指尖压住页角，确认母亲听清了开头，这才声音清越地读了起来，吐字清晰，节奏从容，仿佛不是在念书，而是在为母亲铺展一段熨帖的时光。
青瓷没有睁眼，但她搁在被子外面的那只手微微动了动，指尖搭在润润的袖口上。像一个句号落在纸面上，轻轻的，不着痕迹的。
润润握住了母亲的手。继续读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鸦青的发顶上。
安娜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把润润养大，把报纸办下去，把那些该写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写完，该走的路一步一步地走完。
她活得很认真，很用力。
可是那个十六岁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第一次见到秦渡的沈青瓷，那个不顾一切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平、在顾家门口求人救他的沈青瓷，那个在最相爱的时候不得不与他分开的沈青瓷，那个收到他的死讯后不想活了的沈青瓷，她还活着吗？
安娜不知道。也许那根蜡烛在二十年前就熄了，如今亮着的这一根，是另一根。
她把那束康乃馨带来的时候，是想说点什么。
此刻她觉得什么都不必说了。她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黄宝珊和阿沅送她到门口。
安娜站在走廊里，日光灯管在她头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安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回到纽约的公寓，她拨出那串拨了无数次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等待接通的嘟声，一下，又一下——像是这个城市永远数不完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