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也常有。这夫妻俩的案子，定性是意外和自杀，没按刑案走，材料自然就简单点。”
他说得合情合理。九十年代末，基层条件有限，程序上确实可能存在瑕疵。但两个死亡，连一张现场记录照片都没有，这“瑕疵”未免太大了点。是疏忽，还是……根本不想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当时询问过他们女儿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父母一周内都没了，没人问她话？”我指着那份情况说明，“这上面说‘死者社会关系简单’，但直系亲属女儿，难道不算社会关系？不需要询问？”
老王脸上的皱纹似乎深了一些。他避开我的目光，拿起桌上的档案袋，摩挲着粗糙的牛皮纸面。“这……我就不清楚了。卷宗里没有询问那女孩的笔录，那就是……没问吧。可能孩子吓坏了，问不出什么。也可能，觉得问一个小孩没啥用。”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那时候这种事……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都死了，还能问出个花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话像一根冰冷的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我忽然想起胡永强案，刘副检察长是不是也抱着类似的想法？现场干净，就当意外处理，大家都省事。
我把死亡证明和情况说明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周芳的死亡登记表上。在“家属或关系人签字”一栏，填着一个名字，字迹歪斜，像是握着笔的手在抖。我辨认了半天，才勉强认出是“林国栋”三个字。而在旁边“与死者关系”一栏，写着“夫”。
但我的注意力，被登记表下方，一个更不起眼的角落吸引了。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签名，像是派出所内部登记人员的签收。字迹非常潦草，几乎就是一团缠绕的线条。我眯起眼，凑近台灯，仔细分辨。
第一个字笔画很复杂，看起来像是个“苏”字的上半部分，但后面的部分完全连成了一团，无法辨认。姓氏是“苏”？苏什么？
这个姓氏让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一下。很细微的感觉，但确实存在。苏……一个不算特别常见，但也绝不稀有的姓氏。可能是当时派出所的某个内勤，随手签下的。仅此而已。
可为什么，当我看着这个模糊的、可能为“苏”的签名时，会突然想起那半粒纽扣上蔓藤缠绕的花纹？会想起昨晚离开健身房时，心头那缕若有若无的不安？
毫无关联。只是神经太过紧绷的联想。我对自己说。
但手指却不由自主地，在那个潦草的签名上轻轻拂过。纸张粗糙的质感，透过指尖传来，带着二十多年前的灰尘气息。
“王老师，”我把材料小心地收拢，放回档案袋，但没重新系上棉线，“这份档案，我能复印一份吗？可能需要带回去仔细看看。”
老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沈检，这……不合规矩啊。老档案，特别是这种非案件的死亡档案，原则上不能外带复印的。你要看，就在这儿看。或者，你得有领导的批条……”
“我知道规定。”我打断他，看着他的眼睛，“但这个可能和我手头正在查的案子有关联。我需要仔细核对一些细节。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带走原件，就在咱们档案室的复印机上复印一份，复印件我签字登记，责任我担。原件立刻归还，不影响你们存档。”
老王犹豫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破旧的档案袋，手指无意识地搓着。档案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日光灯管的电流声在咝咝作响，像某种催促。
终于，他叹了口气，肩膀塌下去一点，像是妥协了，也像是卸下了一点无形的重量。“行吧……就复印一份。你快点，别让人看见。完了原件我得立刻锁回去。”他压低声音，“沈检，不是我不通融，是有些事……知道多了，没好处。特别是这种陈年旧账。”
他说最后一句时，眼神里又闪过那种复杂的、欲言又止的光。然后他转过身，佝偻着背，走向角落里那台老掉牙的复印机，动作缓慢地打开盖子，预热。
我拿着档案袋跟过去。复印机发出沉闷的嗡鸣，一道惨白的光线在玻璃板上缓缓扫过，将那些泛黄纸张上的字迹、印章、还有那个模糊的签名，一点点吞噬，又在一张崭新的A4纸上吐出来。每一声“咔嚓”，都像是时间被强行复制时发出的、细微的碎裂声。
复印件带着一股热熔的塑料味。我把原件仔细地按顺序理好，重新放进牛皮纸袋，用棉线松松地捆好，递给老王。“谢谢王老师。”
老王接过，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把档案袋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什么烫手的东西，快步走回铁柜前，打开，塞回去，上锁。咔嚓一声，锁舌弹回。那对夫妻二十五年前的死亡记录，连同可能存在的秘密，再次被关进了冰冷的铁柜，淹没在无数类似的牛皮纸袋之中。
我拿着还有余温的复印件，走出档案室。走廊里明亮得多，窗外天色却依然阴沉。手里的几页纸很轻，但仿佛有种莫名的重量。
夫妻双亡，间隔七天。现场无照片。女儿未被询问。经办民警相同。结论干净利落——“意外”与“自杀”。
还有那个模糊的、姓氏可能为“苏”的签名。
所有这些，像散落的珠子，暂时还串不成一条清晰的线。它们只是疑点，只是不合理之处。或许真的只是巧合，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疏漏。
但为什么，我心中的不安，非但没有随着查阅档案而减轻，反而像滴入清水中的墨汁，丝丝缕缕地扩散开来，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晦暗的底色？
我把复印件对折，塞进公文包内层。走回办公室的路上，脚步有些沉。胃里的隐痛又开始了，不剧烈，但持续地存在着，提醒我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紧绷。
推开办公室的门，小陈正在里面整理胡永强案的材料，见我进来，抬头问：“沈检，档案查得怎么样？”
“有点发现，还不确定。”我在椅子上坐下，揉了揉眉心，“胡永强那边，有什么新情况？”
“正想跟您汇报。我们调取了他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发现几处异常。”小陈把一份打印件递过来，“死前一周，他有两笔ATM取现，合计两万元，用途不明。死前两天，他手机有一个长达十分钟的来电，来自一个没有实名登记的号码，位置在城东，之后就关机了，再也打不通。另外，他妻子刘女士那边，我们侧面了解了一下，邻居反映胡永强生前脾气暴躁，两口子经常吵架，有时还能听到摔东西和女人的哭声。但刘女士从未报过警。”
又是家暴。又是沉默的承受者。
胡永强，张建明……还有档案里那个“高坠”身亡的周芳。暴力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又以各种形式终结。
“刘女士的情绪怎么样？”我问。
“很平静。”小陈的表情有些困惑，“太平静了。丈夫突然死了，她看起来难过，但……没有那种天塌下来的崩溃感。做笔录时也很配合，问什么答什么，但感觉像在背稿子。而且，她家里收拾得异常干净整洁，胡永强的个人物品好像已经清理掉一部分了。”
平静。整洁。快速清理遗物。这不像一个突然丧夫的普通女人的反应。除非……她早有心理准备？或者，死亡对她而言，是一种解脱？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微微发凉。我再次想起档案里那个十二岁就成为孤儿的女孩，林薇。她当时，是什么心情？害怕？悲伤？还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某种东西慢慢变了质？
“继续查那两万元现金的去向。还有那个神秘号码，想办法确定机主身份，至少锁定活动范围。”我吩咐道，“另外，找一下当年处理周芳、林国栋死亡案的两个民警，王志刚和***，看看他们现在在哪里，能不能联系上。”
“王志刚？***？”小陈记下名字，“这两人怎么了？”
“没什么，一点关联线索，需要核实。”我没有多说。那些陈年疑点，目前还只是我个人的直觉，不宜扩散。
小陈离开后，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天空压得更低了，灰蒙蒙的云层厚重得仿佛要坠下来。雨似乎快要来了。
我拿出那份复印件，在桌上铺开。目光再次掠过那些褪色的字迹，最后停留在周芳死亡登记表那个模糊的签名上。
苏。
这个字，像一根极细的刺，扎在视野的角落里，不疼，但让人无法忽视。
林薇知道她父母档案的具体细节吗？她知道现场没有照片吗？她知道那个可能姓“苏”的人吗？
如果她不知道，我该告诉她我的发现吗？以什么名义？关心？还是检察官的职业病发作，对任何疑点都想刨根问底？
如果她知道……如果她早就知道这些疑点，甚至知道更多，那她这些年平静的外表下，到底藏着怎样的暗流？
忽然间，我无比渴望回家。不是想逃避，而是一种近乎本能地，想去确认什么。确认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七年、温柔体贴的妻子，是否真的和我手里这些冰冷的、充满疑点的纸张，存在于同一个世界。
我想看看她的眼睛。在提到父母时，那双总是垂下、流露出淡淡哀伤的眼睛深处，到底还有什么。
我收起复印件，锁进抽屉。拿起车钥匙，起身离开办公室。
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