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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九八六年。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报表。
第一份是《故土之心》的票房统计。
台湾地区，累计观影人次九十三万，新加坡三十七万，马来西亚四十二万，香港五十九万。
加上周边和原声带，总收益突破四千三百万港币。
他看了一眼，旁边那份同期港片票房统计。
那一年香港上映的九十三部电影里，讲家族离散、故土乡愁的，只有《故土之心》一部。
其他九十二部，要么是功夫片，要么是喜剧片，要么是警匪片。
四千三百万，比第二名高出整整一倍。
第二份是观众来信的摘录。
台北一个老兵写：“我娘要是还在，她肯定看得懂。”
槟城一个橡胶园工人写：“我阿公就是郑水生那样的人。他走的时候我六岁，现在我六十二岁了。”
新加坡一个年轻人写：“李光耀那滴泪下来的时候，我爸哭了。可他总跟我们说，他这辈子没哭过。”
第三份是第七届金像奖的报名清单。
一百二十三部片子，香港五十一部，台湾三十四部，新加坡十五部，马来西亚十一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五部。
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这是华语电影史上报名最多的一届。
周慧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到的传真。
“赵总，新加坡那边，又送了一份材料过来。”
赵鑫接过来看了一眼。
是李光耀办公室，发来的公函。
内容很简单：
李光耀将于十二月十五日访问香港。
期间希望与赵鑫会面，并邀请他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晚餐。
出席者名单上，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及几位新加坡电影人。
赵鑫把公函放下。
周慧芳问：“赵总，去吗？”
赵鑫点点头。
“去。”
周慧芳出去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凤凰木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还在，硬硬的。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那天。
十一年过去了。
他制作了好几部电影，拿了戛纳金棕榈、威尼斯金狮、柏林银熊，办了七届金像奖。
建了一个文化保障基金，签了几十个艺人，投了几十个新导演。
那些数字，他平时很少去想。
但此刻他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忽然想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是多少？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台湾的老兵在等，槟城的工人在等，新加坡的年轻人在等，上海的那个老导演也在等。
他们等的，不是他的电影。
他们等的是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他还没想好，但他知道那个东西正在长。
就像凤凰木上那几个芽点。
很小。
但它们每天都在生长。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沓新写的稿纸。
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老侯，你又写什么呢？”
侯孝贤抬起头，“《新世界》。”
杨德昌愣了一下，“《家庙》还没上映，你就开始写第二部了？”
侯孝贤接过咖啡喝了一口，“不是写。是想。”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想什么？”
侯孝贤看着那沓稿纸，沉默了一会儿。
“想林国栋。”
杨德昌等着他说下去。
侯孝贤说：“林国栋那个角色，我在《家庙》里只写了他年轻的时候。他老了以后呢？他蹲在废墟上搭家庙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他翻了翻稿纸。
“我想拍他一生的故事。拍他怎么在废墟里找东西，怎么用碎砖搭那个小龛，怎么把那三根树枝折成筷子长短架在碗沿上。”
杨德昌没说话。
侯孝贤继续说：“德昌，你知道我最佩服赵鑫什么吗？”
“什么？”
“他那三个本子写了三种人。林国栋是有家的人，家没了但他记得家。沈静婉是等着的人，她等了一辈子，最后等到的不是那个人，是那口气。陈婆是相信的人，她相信香味能在空中汇合，相信那两条看不见的轨迹，会在某个时刻相遇。”
他顿了顿，“这三种人，我都认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
“老侯，你拍完这三部作品，你的导演生涯，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侯孝贤摇摇头，“有。”
“什么？”
“我想让赵鑫看看。”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说：“不是看片子，是看人。让他看看他写的那些人，在我镜头里是个什么样子。”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
“老侯，你什么时候去香港？”
侯孝贤想了想。
“等三部都拍完。”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但不管多久，我都会去一趟。”
十一月二十二日，台北牯岭街。
杨德昌站在街角，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剧本，他改了四年，改了十七版。
这条街他走过无数次。
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过，年轻时候一个人来过。
现在他四十三岁，又来了。
街上人来人往。
卖水果的、卖小吃的、骑摩托车的、放学回家的学生。
他看着那些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低下头，在剧本上写了一行字：
“小四站在街角，看着那些人走来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知道不想要什么。”
写完了，他把本子合上。
身后有人叫他。
“杨导！”
他回过头。
一个年轻人跑过来，二十出头，瘦瘦的，戴一副眼镜。
“杨导，我是北艺的学生，我叫蔡明亮。听说您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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