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叫，山河应。这是第二次应答。
山河叫，时间应。这是第三次。
时间叫时，山呼水应。
我在香港认识一个老先生，姓林，上海人，女儿是我公司的会计。
他肺癌晚期，今年六月走的。
走之前，我陪他聊过几次天。
他说他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是女儿出生第三天，用一勺糖水喂的。
他说那勺糖水，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不是事业，不是婚姻，不是任何成年人自认为重要的事。
是那勺糖水。
我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了。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
附上。
鑫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
谢晋把信纸翻过来。
背面是赵鑫用钢笔抄录的一段口述，标题是林国栋的口述。
字迹工整，像在课堂记笔记。
林国栋的口述
1949年10月，上海老宅。
女儿出生第三天，妻没奶。
女儿哭得脸都红了。
我没带过孩子，不知道怎么喂。
白糖罐，开水壶，一只小勺。
白糖兑开水，搅一搅，用嘴唇试温，不烫。
我把勺子，放在女儿唇边。
她不哭了。
吮着勺子。
妻靠在床头说，国栋，你会喂孩子了。
我说，不会。
可我不能让她饿着。
1981年了。
女儿在香港。
我不知道她吃得好不好？
不知道她们饿过没有？
那年那勺糖水，是我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
谢晋把信纸，放在稿纸旁边。
他坐了很久。
然后他翻开稿纸新的一页，写下一行标题：
第一课·乳汁
剧本在十月开始成形。
谢晋的写作习惯很老派：
不用打字机，不用复写纸，就是钢笔、稿纸、涂改液。
写得不顺的地方，一整段划掉，在旁边重写。
写得顺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他给《家的生物学》定了一个四课结构：
四种哺乳动物，四户中国人，四次应答。
第一课，乳汁。
藏羚羊分娩，林国栋喂糖水。
第二课，体温。
金丝猴抱团越冬，谢晋妻子捂暖水袋。
第三课，放手。
北极熊母子渡海，沈静仪教女儿告别。
第四课，饥饿。
母羚羊刨冰喂子，谢晋母亲问今天吃什么。
他写着写着，发现这四课其实是四个问题：
你怎么被喂饱？
你怎么被温暖？
你怎么被放开？
你怎么被饿着？
没有答案。
只有故事。
十一月中旬，赵鑫又托人带来一包资料。
这次不是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
谢晋拆开，里面是十几页手写的笔记，还有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瘦，背微驼，坐在公屋窗边，手里握着一面铜镜。
老太太的侧脸，对着镜头，看不出表情。
窗玻璃上有炭笔画的格子，歪歪扭扭，像小孩画的窗户。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
沈静仪，1981年6月，香港调景岭公屋。
丈夫1950年留沪，女儿1967年抵港。铜镜是母亲遗物。
谢晋把照片，摊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书房的窗台。
那盆茉莉是母亲1960年种的，她走那年开了三朵花。
后来二十年，每年浇水，再没开过。
他想起母亲教他煮粥那天。
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很轻。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拍过那么多电影。
那么多人在银幕上哭哭笑笑，散场灯一亮，都回家了。
只有他自己，散场后还在剪辑房里。
对着几十万尺胶片，一帧一帧找那个对的镜头。
他在找什么呢？
也许是在找那声应答。
十二月初，上海下了一场雪。
谢晋没出门，在书房里写第四课。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
抬起头时，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剧本完稿。
谢晋把四课的稿纸，摞在一起，边缘对齐。
封面还空着，没写片名。
他拿起笔，悬在纸面上方三寸，悬了很久。
笔落下去的时候，写的不是片名。
他写了一行字：
此片拍成后，恐难通过审查。
写完他就后悔了。
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写在剧本封面上的话。
他把那行字划掉，划了三道杠，墨水洇开，像三条细小的裂缝。
然后他写下片名：
《家的生物学》
他盯着那五个字。
这是他四个月的心血。
四种动物，四户人家，四次应答。
他把自己这辈子关于母亲、关于妻子、关于儿女。
关于那些散落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关于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共同拥有的那声呼唤。
全都写进去了。
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会投。
成荫说他心太大，这是委婉的说法。
直说的话，这题材不合主旋律。
不讲革命，不讲建设，不讲任何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东西。
只讲哺乳，只讲应答，只讲母亲和幼崽之间那些沉默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事。
这种东西，怎么拿去报备？
他把剧本放在书桌上，压在三份被毙掉的剧本下面。
也许就这样放着吧。
放着，也算是存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