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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上海谢晋寓所。
梧桐叶子，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
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还没干透。
谢晋坐在藤椅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
每一份封面上，都盖着一枚红戳，三枚红戳，对应着三个日期：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他把剧本摞起来，边缘对齐，动作很轻。
六十三岁的人了，手还很稳。
一九四八年进厂，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过去，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都拍进了胶片里。
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
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
电话那头的转盘声，慢吞吞转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
七位数字。
他等。
“谢导？”
赵鑫的声音隔着海，隔着边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
有一点杂音，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小赵。”
谢晋说，“三部，全毙了。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
电话那头没接话。
“他说得对。”
谢晋顿了顿，“打电话给你，是想说一声。对不住。”
他听见赵鑫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板。
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窗玻璃外头，隐隐约约的风。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
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
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
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像秒针。
“谢导。”
赵鑫说，“我游过来那年，刚二十岁。”
谢晋没出声。
“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赵鑫顿了顿，“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窗外梧桐叶子，还是不动。
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骨节微微泛白。
“您说那是什么？”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不是爱。是比爱更早的事。是她一叫我，我就得应。应了二十年。”
谢晋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单字：“应……”
“谢导，您拍过战争，拍过运动。拍过夫妻，拍过姐妹。但您没给它们起这个名字。”
赵鑫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什么。
又像只是需要换一口气，“哺乳纲。”
谢晋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母亲。
一九六〇年，母亲走之前三天，已经起不来床了。
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把这些话，压在舌头底下三十一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此刻对着话筒，隔着深圳河，隔着罗湖桥，隔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沉默。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
“她教我怎么煮粥。”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但谢晋知道赵鑫在听。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像从水里捞石头。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饿不着，妈才放心。”
话筒里，传来极轻的呼吸声。
“谢导。”
赵鑫说，“幸福是什么？”
谢晋没有回答。
“幸福是，幼崽叫，母亲应。母亲叫，山河应。山河叫，时间应。时间叫时……”
赵鑫停顿了很久，“山呼水应。”
窗外的天快黑了。
“那声叫绵长温柔。”
赵鑫说，“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
谢晋挂上电话。
他没有开灯。
书桌上那三份剧本，还摞在那里，红戳在暮色里褪成暗褐。
他翻开一本新的稿纸，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
悬了很久。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来着？
忘了。
但此刻，他想起另一件事。
那年母亲还在世，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
十五块，他买了鸡蛋，给母亲做了一碗蛋花汤。
蛋花在碗里散开，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母亲喝了一口，说好喝。
他落笔。
在纸面正中，写下三个字：
哺乳纲
九月，谢晋开始频繁出入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资料室。
他要找动物纪录片。
资料员是个年轻人，刚从电影学校毕业分来的。
不知道面前这个穿旧中山装、头发灰白的老头是谁。
谢晋也不说。
他只是每天下午来，坐在放映机旁边。
一卷一卷看那些从西德、日本、加拿大引进的科教片。
藏羚羊分娩。
金丝猴抱团越冬。
北极熊母子横渡冰海。
年轻人后来跟同事嘀咕：“那老头怪得很，看动物下崽，一看一下午。”
谢晋没听见这些。
他坐在幽暗的放映室里，银幕上的母羚羊，正在用舌头撕开胎膜。
幼崽的前蹄先露出来，裹着透明的羊水。
他想起赵鑫说的话：“比爱更早的事。”
那是什么呢？
他把这个问题压进心里，像把种子埋进土里。
十月初，赵鑫从香港来了一封信。
不是通过正式渠道，是托一个跑广交会的朋友，带过来的。
信很薄，只有一页信纸。
谢导：
您上次问，比爱更早的事叫什么。
我想了很久。叫“应答”。
幼崽叫，母亲应。
这是第一次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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