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南洋娘惹的点心，我按黄老师信里那句‘身着红锦’，自己琢磨着做的。馅是红豆沙，象征相思；皮加了红曲米，颜色像嫁衣。”
谭咏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烫得直哈气：“好吃！陈伯，等我开演唱会，您来做点心总监！两万份红锦糕，让每个观众都尝尝！”
“两万份？”
陈伯瞪眼，“你想累死我这把老骨头？”
“不用您亲手做！”
谭咏麟早已想好，“您收徒弟，教十个、二十个徒弟，在红馆后厨现做现蒸。观众拿着票根，可以兑换一块红锦糕、一杯南洋咖啡。吃完甜的，听苦的歌；苦完心里暖，这才叫完整的体验！”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在红馆角落里搭一间‘南洋书房’。仿槟城蓝屋的客厅，藤椅、旧风扇、盖白布的家具。观众听完主舞台的热闹，可以来书房安静坐坐，听我弹琴，看那些空屋的老照片。”
徐小凤摇着团扇：“我的旗袍铺就开在书房隔壁。观众可以量尺寸，订制一件属于自己的娘惹装。三个月后，衣服做好了，我们会附上一张卡片，写上这栋衣服布料来源的故事。可能是槟城某位老裁缝的珍藏，可能是某栋空屋后人，捐赠的旧布料。”
邓丽君温柔地说：“我就在书房角落，放一台老式留声机，循环播放我采风录制的南洋民谣。观众可以坐下来，听一听那些快要消失的声音。”
黄沾灌了口啤酒，咧嘴笑：“你们这哪是演唱会？这是文化抢救现场！”
“本来就是。”
赵鑫说，目光扫过这群眼中有光的人，“娱乐的最高形式，从来不是让人忘记现实，是让人更深刻、更温柔地理解现实。理解1941年的南洋青年，为什么回国，理解黄老师为什么等了一辈子，理解周伯为什么扫了四十年空屋，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唱给两万人听。”
窗外，1980年的香港华灯初上。
霓虹灯牌次第亮起：嘉禾院线正在热映洪金宝的《鬼打鬼》，邵氏片场里武侠流水线日夜赶工，而一些新的制片公司，已在悄然筹划北上合拍的可能。
整个城市，像一台高速运转的娱乐机器。
生产着即时、快感、易消化的快乐。
而在这间深水埗的老糖水铺里，一群“不合时宜”的人，正在策划一场“笨拙”的远征：
要用一千两百万港币，去发生在南洋的亚洲故事；
要把五栋荒废空屋的故事，织进两小时的胶片；
要把四百个牺牲者的名字，唱进一首歌里；
要在红馆搭出整个南洋街市，让两万人同时尝到，红锦糕的甜与《月光光》的苦。
“笨吗？”赵鑫想，嘴角不自觉扬起。
也许吧！
但正是在这种“笨”里，他看到了香港娱乐的另一种可能性。
不是流水线上，完美无瑕的偶像产品。
是手工作坊里，带着体温的记忆容器；
不是迎合市场，速生速死的流行快消品，是扎根于历史，慢生慢长的文化年轮；
不是明星个人魅力的单薄演绎，是集体记忆的厚重交响。
陈伯又端出一锅，新熬的杏仁茶，香气暖融融地漫开。
谭咏麟已经开始画他的“红馆南洋街市布局图”，张国荣在轻声哼唱《木兰无痕》的旋律，徐小凤和邓丽君，讨论着娘惹装的传统纹样。
顾家辉和黄沾，又为某个和弦争执起来。
1980年9月17日的这个黄昏，香港的娱乐史在这一刻，悄然分出了一条支流。
一条流向更喧嚣、更快速、更浮华的未来。
另一条流向更沉静、更缓慢、更深的过去。
而赵鑫知道，他们选的，永远是那条少有人走、却值得用一生去跋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