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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微言把《花间集》从防潮箱里取出来的时候，指尖触到函套边缘的那一瞬，心跳漏了半拍。
这种反应她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入行八年，经手的古籍不下三百部，从宋版佛经到明清话本，从虫蛀成筛子的残卷到水泡成一坨纸砖的“尸体”，她的手从来没有抖过。文物修复圈里有句话——手稳不是技术，是基本功。她的基本功是陈叔用竹条一根一根抽出来的，抽了整整三年，抽到她在任何情况下提笔悬腕都能纹丝不动。
可此刻，手指按在函套上，指腹感受到那层老旧的蓝布面微微起伏的纹理，她的心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搅了一下。
这部《花间集》是她和沈砚舟的。
准确地说，是他送给她的——五年前。
五年前的版本还很新，函套的蓝布面挺括平整，书脊上的题签墨色鲜亮，翻开扉页还能闻到淡淡的油墨味。那时候她把书放在床头，每晚睡前翻两页，沈砚舟偶尔会在她看得入神的时候从背后凑过来，下巴搁在她肩膀上，问她念到哪一首了。她念给他听，他听到一半就开始走神，开始用手指卷她的头发，一圈一圈绕在指尖上，绕完再松开，周而复始，像某种下意识的身体记忆。
后来分了手，她把书收进箱子里，塞进书脊巷老房子的阁楼最深处，上面压了两摞旧杂志和一台坏掉的除湿机。她以为这样就不会再看到它，不会想起它，不会因为一本破书在半夜醒过来对着天花板发呆。
但阁楼漏雨。
去年那场台风把老房子的瓦片掀翻了好几块，雨水顺着楼板的缝隙渗下来，泡了半个阁楼。等陈叔帮她把箱子搬下来的时候，《花间集》的函套已经发了霉，蓝布面上生出一块块深色的霉斑，翻开书页，水渍从边缘向内渗透了将近两厘米，有几页粘连在一起，稍一用力就会撕裂。
她当时蹲在阁楼的楼梯口，看着这部被泡烂的书，哭了。
不是因为心疼书。书烂了可以再修，绝版了可以再淘，世界上没有哪本书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她作为古籍修复师最清楚不过的事实。她哭的是另一个东西。是那些被雨水泡烂的夜晚，是她以为早就沉到心底的回忆，是她五年来一直告诉自己“不过是一部书”的那部书。
现在，她把它拿出来，摆在修复台上，打开台灯，调好角度。从工具箱里取出竹启子、镊子、小排刷，依次排在右手边，动作行云流水。然后戴上指套，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函套。
霉味扑面而来，带着旧纸特有的酸涩气息。她面不改色地低下头，开始工作。
修复古籍的第一步永远是清洗。用软毛刷轻轻扫去表面的浮尘和霉粉，从书脊向书口方向，力道要轻到仿佛在拂去婴儿脸上的柳絮。她左手扶住书脊，右手握刷，腕部悬空，只靠手指关节的微动带动刷毛，刷毛尖在纸面上画出一道道几乎看不见的弧线。霉粉簌簌落下，在台灯的光柱里飞舞，像一群极小的、沉默的飞蛾。
第二步是分离粘连书页。这是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考验耐心的环节，也是最容易出事故的环节。粘连的书页就像被岁月焊在一起的伤口，硬撕只会让伤口更大。她用竹启子蘸了一点蒸馏水，找到粘连的缝隙，从书角位置一点一点探进去。竹启子的尖端薄如蝉翼，在她手里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还稳。她从十二岁开始握竹启子，握了十六年，这把竹片在她手里就是另一根手指——一根更敏感、更精确的手指。
水汽缓缓渗透进纸纤维之间，粘连处开始松动。她用竹启子轻轻剥离，一毫米一毫米地推进，每推进一小段就停下来用镊子调整角度，像在拆一枚精密而危险的定时炸弹。窗外，书脊巷的午后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进来，斑驳的光斑落在修复台上，落在她的手指上，落在那部正在被一寸一寸抢救的旧书上。
她想起十年前。
那时候她还在读高中，沈砚舟还在读大学，两个人挤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中间，灰头土脸地翻着堆成山的旧书。摊主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看他们翻了一下午还不买，忍不住用蒲扇敲了敲摊子：“我说你们俩，到底是来买书的还是来谈恋爱的？”
“谈恋爱的。”沈砚舟头也不抬。
摊主被噎了一下，蒲扇停在半空，表情精彩得像吞了一只苍蝇。林微言窘得耳根通红，伸手去掐沈砚舟的后腰，沈砚舟侧身躲开，手里举着一本发黄的书冲她扬了扬：“微言，你看这个。”
是《花间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版本，不算珍贵，品相也一般，函套的一角磕破了，书脊上的题签被水渍晕开了一小块。但沈砚舟把那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手指摩挲着封面上的书名，低声念了出来：“花间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那是李白，不是花间词。”林微言纠正他。
“差不多。”沈砚舟说，然后转头看着她，眼睛里有种林微言当时读不懂的认真，“这个送你。以后每年送一本，凑齐一套。”
她当时觉得这句话是一时兴起的情话，没当真。但第二年生日，他送了一本民国版的《花间集》评注本，封面是深褐色的，书页泛黄，有一股陈年的樟木香。第三年，他在一个古旧书拍卖会上拍了一本清代刻本，花了整整三个月打工攒的钱，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天天吃馒头夹老干妈。
第四年，他毕业进了律所，忙得脚不沾地。生日那天他在外地出差，什么都没送。她倒不在意，因为两人约好了周末补过。可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法律圈出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案——沈砚舟的父亲在岗位上被卷入漩涡，查出了癌症。
再后来的故事，她以为她都知道。
她不知道的是他在那个秋天跨进医院大门时，手里捏着刚开出的诊断书，走廊的白炽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她不知道他在父亲手术前最后一刻签下的是自己五年的人身合同，笔尖戳穿纸背的那一划，割断的不只是法律条文里的时间。她不知道他连续加班到胃出血晕倒在办公桌前，同事翻他手机找紧急联系人，翻遍了通讯录也没找到她的名字——他早把她的号码删了。不是忘了。是不敢留。怕自己撑不住的时候会打出那通电话，怕那通电话会让他所有的防线塌方。
这些她都不知道。直到顾晓曼把病历、合同、邮件全部摊开在她面前，她才知道——原来那些年她恨的那个人，一直在替她挡着一场她看不见的风雨。
可是她的《花间集》停了。第四年的版本，再也没送出去。
竹启子忽然顿了一下。她触到了一道旧折痕——不是水渍造成的折痕，不是虫蛀的痕迹，是被人用手指反复翻过留下的折痕。纸纤维在这道折痕上变得薄而透明，灯光穿透过去，能看到细密的纹路像血管一样延展开来。她的手指停在那道折痕上，心脏猛地收紧了。
她认得这道折痕。五年前，她每次翻到这首词都会停下来，来回摩挲这一页。因为这是整部书里她最喜欢的一首——韦庄的《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她背得滚瓜烂熟，甚至曾念给沈砚舟听。他当时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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