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
论文正王李瑾，则堪称“千古一臣”。 他身怀经天纬地之才，其视野、智慧、学识与实干能力，皆远超时代。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更是罕见的思想家、组织家和某种程度上的“工程师”。他辅佐（某种程度上也是塑造和引导）武则天，将许多超越时代的理念（如宪政精神、法治观念、重商思想、格物致用等）以符合当时实际的方式注入帝国肌体，设计并推动了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科技几乎全方位的变革。其制度创设（如《宪章》框架、两税法、科举改良、监察体系、格物院等）影响深远。更难得的是，他能在功高震主、权势滔天之际，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实现与君主的深度信任与合作，并最终促成权力平稳过渡，自身得以保全名誉与事业，真正做到“功成、名遂、身退”（相对意义上的退）。纵观历史，能臣、权臣、改革家层出不穷，但能将如此多的角色完美结合，达到如此高度，留下如此全面而深刻遗产，且得善终者，凤毛麟角，故曰“千古一臣”。
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看，其组合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近乎神迹的“千古唯一”。一位是打破一切常规、以无与伦比意志登上权力巅峰的女皇；一位是拥有超越时代智慧、致力于系统性改造帝国的奇才。他们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君臣，是政治家与战略家的深度绑定，是意志与智慧的空前结合，甚至夹杂着复杂难言的情感羁绊。正是在这种独特而强大的组合驱动下，大唐帝国才得以在原有的辉煌基础上，突破瓶颈，实现了一次全方位的、脱胎换骨般的跃升，达到了华夏文明前所未有的巅峰，其光芒远播四海。这种组合的机遇、深度与成效，在漫长的中国帝王-名臣关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神龙五年，年迈的狄仁杰在病榻上，对前来探视的皇帝李显和几位心腹大臣，留下了被视为对那个时代“盖棺定论”的遗言。这位饱经沧桑、曾与二人共事、周旋，既受益也受制，既敬佩也警惕的三朝元老，用尽最后的力气，缓缓说道：
“老臣……历事三朝，所见人物多矣。然则天大圣皇帝之雄才大略，坚忍果决，实为老臣生平仅见。其以巾帼之身，行丈夫之业，开亘古未有之局，虽吕、武不及也。文正王……才具天授，学究天人，其谋国之深，虑事之远，制法之精，老臣叹服，自愧弗如。其于天后，可谓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天后得文正王，如宝剑得利刃，可斩一切荆棘；文正王得天后，如良骥逢伯乐，可骋万里之志。二人相合，乃有永贞以来之极盛。”
他喘息片刻，浑浊的老眼望着虚空，仿佛看到了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最后轻声道：
“后人论史，或重男女之防，或苛权臣之嫌。然老臣以为，论帝王功业，则天大圣皇帝，千古唯一之女帝；论臣子事功，文正王李瑾，千古无二之奇臣。其遇合，亦千古无二之局也。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评说。然其遗泽，陛下当善加守成，则江山幸甚，社稷幸甚……”
言毕，这位见证并参与了整个时代的最后一位关键元老，溘然长逝。他的这番话，虽然带着老成持重的平衡与谨慎，但其中“千古唯一之女帝”、“千古无二之奇臣”、“千古无二之局”的断语，无疑代表了当时高层、至少是务实派高层对李武时代最深刻、也最凝练的认知。
狄仁杰去世后，朝野对于那个时代的公开评价，也日趋明朗和统一。在官方语境中，武则天被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庙号定为“则天大圣皇后”（在太庙中以皇后礼配享，但保留皇帝尊号，这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折中），其在位时期的年号、政令被正式承认为本朝历史的一部分。李瑾被追赠一系列至高无上的荣誉，其画像得以进入“功臣阁”，其制定的主要制度被明确为“祖宗成法”予以延续。
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评价场域，“千古一帝一后一臣”的说法，开始作为一种非官方但极具分量的“定评”，在史家的私论、文人的笔记、乃至后世的史书中流传、巩固。它不再仅仅是功过的罗列，而是一种对其历史坐标与独特性的终极定位。
乾陵侧，那两座并肩的坟茔，在岁月风雨中静静矗立。墓碑上，依然只有简单的姓名与生卒年月，沉默地面对着苍天与后世。但每一个来到碑前的人，无论怀着何种心情，是敬仰、是好奇、是批判还是疑惑，都不得不承认，这里长眠的两个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共同书写了一段独一无二、无法复制、也永远改变了这个帝国乃至整个文明走向的历史。
帝王将相，青史留名者众。但“千古一帝”（就女性而言）与“千古一臣”的称号，并非仅因其功业彪炳，更因其打破了无数常规，创造了无数“唯一”，并在打破与创造的过程中，将帝国的辉煌推向了极致，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也无比复杂的遗产。
梁山的风，依旧吹过无字（实则仅有姓名）的碑面。而那由历史沉淀、由时间锤炼、由无数人心秤称量出的评价，早已超越石碑上的刻痕，深深地烙印进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之中。
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对这个时代及其主角的评价——“千古一帝一后一臣”，却刚刚开始它跨越千年、争论不休的漫长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