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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脚下的新土,在春风夏雨的滋润下,渐渐生出细密的草芽,与整个陵区的青绿融为一体。长安城内的素白,也早已被日常的斑斓色彩所取代。朝堂上的议题,从无尽的哀悼与追思,逐渐回归到漕运、边患、科举、财赋等具体而微的政务上来。皇帝李显在狄仁杰、张柬之等老臣的辅佐下,努力维持着帝国的平稳运行,年号也从未有过的“神龙”,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一场关于如何定义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如何评价那两位独一无二的人物的大讨论,却在帝国的各个层面——从庙堂高论到士林清谈,从史官笔端到市井巷议——无声而深刻地展开。这不是一次有组织的朝议,而是一次全民性的、持续的历史评判的肇始。而这场评判的焦点与核心,最终无可避免地指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张力却也恰如其分的称谓组合——“千古一帝一后一臣”。
最初,这更像是一些零散的评价碎片,散见于不同场合、不同人群的口中笔下。
在政事堂一次略显沉闷的议事结束后,几位宰相并未立刻散去。户部尚书,一位相对务实、对李瑾的财政策略有切身体会的官员,啜了口茶,望着窗外暮色,忽然低声对同僚道:“论及理财富国、制度创设,本朝开国以来,恐无人能出文正王之右。两税法、漕运新制、市舶条令……皆开数百年之利。后世户部度支,恐难逃其窠臼矣。” 这话既是感慨,也是一种隐晦的评价:李瑾在财政经济领域的建树,具有开创性和定义性,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几乎同时,在国子监的博士厅,几位治史的老博士,正为即将开始编纂的《神龙实录》(记载武则天晚年及李显即位初年的史书)如何定位武则天而争得面红耳赤。一位较为传统的博士坚持认为:“牝鸡司晨,终非国祚之福。纵有政绩,亦难掩其越礼违制之失,当以《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而另一位受“新学”影响较深、思想更开明的博士则反驳:“不然!天后临朝、称制乃至登基,虽有违常情,然其柄政数十载,破格用人,整肃吏治,拓边安内,国力臻于鼎盛。尤其晚年与文正王相得,定《宪章》,稳社稷,功在当代。岂可因性别之异,而全盘抹煞其治绩?史笔贵在直书,功过并载,方为信史。” 争论的焦点,从单纯的道德评判,转向了对其统治实效与历史影响的衡量。这本身,就是评价体系的一种进步。
在洛阳士子聚集的“文华楼”,一次诗会间隙,几位年轻举子酒酣耳热之际,话题也离不开刚刚过去的时代。一人叹道:“文正王,真可谓‘千古一臣’也!伊尹、周公,不过辅佐幼主,平定祸乱;管仲、商鞅,虽富国强兵,然身后皆败。独文正王,以不世出之才,遇非常之主(此处指武则天),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更能于权势鼎盛之时,激流勇退……不,是功成身退,更定《宪章》以保社稷长治,自身得享哀荣,名垂青史。此等君臣遇合,功业圆满,古来名臣,孰能及之?” 这番议论,将李瑾置于历史长河的“名臣谱系”中进行比较,突出了其“功业圆满”、“善始善终”的特殊性,隐隐有将其推上“名臣”巅峰之意。
而在市井坊间,关于“日月二圣”的传奇故事愈发丰富多彩的同时,一种更朴素、也更具穿透力的评价,也在百姓的闲聊中滋生。西市茶馆里,一个老茶客咂摸着茶沫,对邻座道:“要我说啊,咱们这些年能过几天安生日子,手里有点余钱,说到底,还得念着天后娘娘和李公的好。税赋清楚,官吏不敢太过分,路也好走,买卖也做得……甭管上头怎么争,女人当家合不合礼,那李公是不是真有什么神通,这日子,是实打实好过了些。” 对升斗小民而言,最直观的评价标准,就是生活的切实改善与预期的稳定。在这最朴素的尺度上,李武时代获得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狄仁杰、张柬之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风云、深知内情的老臣相继老去或离世,当朝堂上新一代的官员(他们多成长于、受益于那个时代的制度)逐渐占据要津,当那个时代的利弊得失在时间的沉淀下变得更加清晰,一种更具概括性、也更具历史穿透力的评价,开始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中成型,并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某种共识。
这种评价,不再仅仅孤立地看待武则天或李瑾的个人功过,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成就的、共同定义了那个时代的“组合”来审视。其核心观点,大抵可归纳为:
论则天大圣皇帝武曌,可谓“千古一后”,更是“千古一帝”(就女性而言)。 她以女子之身,在男性绝对主导的皇权政治中,冲破重重阻碍,从才人到皇后,从太后到皇帝,步步惊心,终登极位,其权谋、魄力、毅力乃至冷酷,皆旷古罕有。其统治时期,破格用人,打击门阀,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稳定边疆,国力达到极盛。晚年与李瑾合作,推动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改革。其“日月当空”的胆略与功业,前无古人,后亦难有来者。无论后世对“女主当国”如何评价,其作为政治家的巨大成功和对历史的深刻影响,无可否认。她不仅是一位皇后(或太后),更是一位真正的、拥有完整皇权的皇帝,一位在男性帝系序列中独一无二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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