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至于其他条款，各厂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灵活掌握”四个字一出，厂长们面面相觑，心中都有了数。
散会后，陈大勇和纺织厂厂长老王一起往外走。
“老王，你说这‘灵活掌握’是什么意思？”陈大勇低声问。
老王掏出烟，递给陈大勇一支：“还能是什么意思？面上过得去就行。你们厂准备咋办？”
陈大勇点上烟，深吸一口：“还能咋办？成立个劳动保险委员会，挂个牌子，做做样子呗。真要按条例来，厂子非垮不可。”
“可不是嘛，”老王叹气，“我们厂三百多女工，要是都按规定休产假，生产任务谁来完成？我打算这么办：头胎按规定休，二胎缩短到三十天，三胎以上的，劝她们自己辞职。”
“这样行吗？条例上可没这么说。”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老王吐出一口烟，“再说了，女工自己也愿意少休几天。多休一天就少一天工钱，她们家里都等着米下锅呢。”
两人走到厂门口，握手道别。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打在脸上生疼。
陈大勇回到办公室，叫来劳资科长：“那个劳动保险条例，你看了吧？”
“看了，厂长。”
“这样，你起草个实施细则，记住几点：一、缴费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多一分都没有；二、工伤要区分责任，自己操作不当的，厂里只负担一半医药费；三、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身体好的多干几年；四、生育假……女工多的车间，要做做工作，动员她们自愿缩短假期。”
劳资科长犹豫道：“厂长，这和中央的精神……”
“中央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嘛！”陈大勇打断他，“就这么办。对了，劳动保险委员会的牌子尽快挂起来，名单报上去，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一周后，第一机床厂大门旁多了一块新牌子：“沈阳第一机床厂劳动保险委员会”。牌子擦得很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而厂里的工人们，大多还不知道这块牌子意味着什么。他们照常上班、下班，为每个月的工资和粮票发愁。只有极少数识字的工人，在厂里的公告栏前驻足，看着那份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条例，眼中闪过一丝希望，随即又被更现实的忧虑淹没。
第一机床厂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老工人王德顺在操作铣床时，右手食指被切掉了一截。他被工友紧急送到厂医务室，厂医做了简单包扎，摇了摇头：“这得去医院接手指，我们这儿处理不了。”
王德顺脸色惨白，不只是因为疼痛，更因为恐惧。他今年四十八岁，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养活。如果手指废了，工作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车间主任老李闻讯赶来，看了一眼王德顺的手：“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说过操作要规范吗？”
“主任，机器突然故障……”王德顺虚弱地辩解。
“别说了，先去医院。”老李安排了一辆厂里的卡车，送王德顺去市立医院。
路上，王德顺忍着痛问同车的工友：“小张，你说厂里能给我报医药费不？我听说有个什么劳动保险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