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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眼睛一亮：“那敢情好！我爹在纱厂干了二十年，去年伤了腰，厂里就给赔了五块钱，连药费都不够。”
张师傅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小伙子，别想得太美。印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到实处，那是另一回事。”
“为啥？这不是中央发的文件吗？”小王不解。
张师傅没再说话，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他在印刷厂干了三十年，从北洋政府印到国民政府，再到现在的政府，见过的文件不知有多少。每一份都说得好听，可真正能落到老百姓头上的，十不存一。
当天下午，三十二箱文件被装上开往沈阳的列车。与此同时，同样的文件正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往全国各地：铁路、邮局、甚至军用吉普车。它们的目的地是各省、市、县的政府机关，国营工厂的厂长办公室，工会的档案柜。
在河北某县，县委书记老孙收到文件时，正在为春荒发愁。他拆开牛皮纸信封，抽出那本厚厚的条例，随手翻了翻。
“又是文件，”他嘟囔着，把条例递给秘书，“先存档吧。现在最要紧的是粮食，老百姓都快断顿了，谁有心思看这个。”
秘书接过文件，小心地问：“孙书记，这要不要组织学习？”
“学，当然要学，”老孙摆摆手，“等忙过这阵子，开个会传达一下。对了，给各工厂也发一份去。”
于是，这份承载着无数工人希望的条例，就这样被归入了“待办事项”的队列。
一个星期后，沈阳第一机床厂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二十几位国营工厂的厂长聚在一起，召开“劳动保险条例学习贯彻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市工业局局长刘大山。他是个老革命，右腿在辽沈战役中受过伤，走路有些跛。此刻，他正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念着条例中的条款：
“……企业按月缴纳劳动保险金，数额为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
台下有人小声嘀咕：“百分之三？现在厂里连发工资都困难，哪来的钱交这个？”
刘大山抬起头，目光扫过会场：“谁在说话？大声点！”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这些厂长大多是部队转业干部，对刘大山这位老首长既敬又畏。
第一机床厂的厂长陈大勇举手发言：“刘局长，不是我们不愿意执行，实在是困难太大。我们厂两千多工人，每月工资总额差不多八万块，百分之三就是两千四。这笔钱从哪里出？财政不拨，只能从厂里出。可厂里现在什么情况您也知道，设备老旧，原料不足，生产任务都完不成，哪还有闲钱交保险？”
话音刚落，其他厂长纷纷附和：
“是啊，我们纺织厂女工多，要是按条例规定，生育给假五十六天，还得照发工资，这得增加多少成本？”
“还有工伤医疗费全包，工人有点小伤小病都来报销，厂子还开不开了？”
刘大山敲了敲桌子：“吵什么吵！这是中央的政策，必须执行！有困难可以提，但不能不执行！”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和：“我知道大家有难处。这么着，市里研究过了，第一年，缴费比例可以适当降低，先按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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