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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十七分,北上的列车像一条铁蛇,在台湾西部的平原上嘶鸣前行。
三等车厢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酸和脚臭混合的气味。车轮碾压铁轨接缝处的“哐当“声节奏恒定,像一台巨大的缝纫机在缝合黑夜的裂口。林默涵靠在车窗上,帽檐压得很低,半张脸埋在竖起的制服领口里。车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偶尔掠过的电线杆在黑暗中投下转瞬即逝的影子。
他闭着眼,但没睡。
从台北车站发车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他的神经始终绷着,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弓弦。张启明那张油光水滑的脸反复在他脑海里闪现——那个叛徒最后看他的那一眼,到底有没有认出来?
旁边那个老太太在打呼噜,声音不大,但很有节奏。她怀里的布包袱不知道包了什么,硬邦邦的,随着车厢的晃动一下一下磕在林默涵的胳膊肘上。
林默涵睁开眼,从口袋里摸出那包“新乐园“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没有点。这是他的习惯——在不能抽烟的地方叼着烟,用烟草的味道提醒自己保持清醒。
列车减速了。
他微微直起身,透过水雾朦胧的车窗往外看。远处出现了一片稀疏的灯光,站牌上的字看不清,但轮廓像是一个小站的站台。
列车缓缓停了下来。车门被推开,一股冷风灌进车厢,带着田野里潮湿的泥土味。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列车员从车厢一头走到另一头,用闽南语喊了一句“临时停车,等信号“。
林默涵的眉头皱了一下。
临时停车。深夜。西线铁路。
他当过三年交通员,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要么是真的信号故障,要么就是有人在沿线设卡检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美军顾问团中尉翻译。证件是江一苇搞来的,经得起查,但经不起细查。如果军情局第三处真的在沿线布了卡,他们手里有正规军方人员名单,一核对就能发现“罗伯特·陈“是假的。
旁边老太太翻了个身,包袱从怀里滑出来,滚到林默涵腿边。他弯腰捡起来,顺手放回她怀里。老太太嘟囔了一句梦话,翻了个身又睡了。
车窗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列车员的脚步——列车员穿的是软底布鞋,这个声音是皮靴,钉了铁掌,踩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咔咔“声。
林默涵把帽檐又压低了半寸。
脚步声停在车厢门口。
“证件。“
一个粗哑的男声,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不是本地的宪兵,是军情局的人。
林默涵听见车门被拉开,列车员的声音在解释什么,然后那个粗哑的声音打断了:“不用你管,例行检查。“
脚步声沿着车厢过道走过来,一节一节地查。
林默涵把叼在嘴上的烟拿下来,塞回烟盒。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在长途旅行中昏昏欲睡的军官——身体微微歪着,头靠在车窗上,眼睛半睁半闭,手里松松地攥着帽子。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他听见那个粗哑的声音在前面的座位上盘问一个旅客,翻看证件的“哗啦“声,然后是挥手放行的声音。一节一节,像收割机在麦田里推进。
林默涵的呼吸放得很慢,很均匀。他的右手垂在身体右侧,手指微微弯曲——如果对方动手,他有三秒钟的反应时间,从座位上弹起来,用肘击对方的喉结,然后夺门而出。
脚步声到了他这一排。
“起来。“
两个字,像两块石头砸在车厢的寂静里。
林默涵慢慢抬起头,眼睛眯着,做出一副刚被吵醒的迷糊样子。他看着站在过道里的那个人——四十来岁,穿一件不合身的灰色便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衬衫。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巴的旧疤,像是被什么利器划过。
“长官,什么事?“林默涵用带着闽南腔的国语问,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和一丝不耐烦。
“证件。“
疤脸男人伸出手,手掌粗糙,指关节肿大,一看就是常年握枪的人。
林默涵慢吞吞地从内袋里掏出那张美军顾问团的证件,递过去。他的动作很慢,慢到几乎有些拖沓——一个被吵醒的军官的正常反应。
疤脸男人接过证件,凑到车厢连接处透进来的微光下仔细看。他的嘴唇无声地翕动,在读证件上的英文。
林默涵注意到他的左手一直插在便装口袋里。那个口袋的形状不对——有硬物顶着布料,是枪。
“罗伯特·陈。“疤脸男人念出证件上的名字,抬头看了林默涵一眼,“中尉翻译?“
“是的。“林默涵点了点头,用英语补了一句“Is there a problem, sir?“,语气里带着一丝属于美式军事文化的不以为然。
疤脸男人的表情僵了一下。他显然听得懂英语,但说得不好。
“你去台中做什么?“
“接人。美军工程组的专家,从台中来台北开完会,我送他们回去。“林默涵的回答流畅得像背台词——事实上这就是台词,他演练过无数遍。
“哪个工程组?“
“第七通讯工程组。长官,如果您需要核实,可以打电话到美军顾问团总务处。“林默涵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证件背面写了一串号码,“这是总务处的值班电话,二十四小时有人。“
疤脸男人盯着那串号码看了几秒钟。他显然不会真的去打电话——大半夜的,而且打给美军顾问团,他一个军情局的便衣还没这个权限。
他把证件递回来。
“陈中尉,抱歉打扰了。“疤脸男人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眼神还在林默涵脸上扫来扫去,“最近有共谍在逃,全岛戒严,例行检查。“
“理解。“林默涵接过证件,顺手塞回内袋,动作自然流畅,“抓到了没有?“
疤脸男人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还在查。“
“祝你们好运。“林默涵微微一笑,重新把帽檐压低,靠回车窗上。
疤脸男人又看了他两秒钟,转身走向下一排座位。
脚步声渐渐远去。
林默涵闭着眼,但全身的肌肉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在车厢另一头才慢慢松弛下来。他感觉到后背已经湿了一层——冷汗在棉质衬衫和制服之间洇开,凉飕飕的。
车窗外,站台的灯光终于开始后退。列车重新启动了,车轮的“哐当“声再次填满车厢。
他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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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零八分,列车到达台中车站。
天还没亮,站台上挂着两盏昏黄的汽灯,灯罩上蒙着一层黑烟。林默涵拎着帆布包下车,冷风迎面扑来,比台北更干、更冷,像一把钝刀子在脸上刮。
他站在站台上,装作在等什么人,目光扫视四周。
台中车站比台北小得多,候车室只有一间平房,门口站着一个打瞌睡的宪兵,枪靠在墙上,脑袋一点一点的。站前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辆三轮车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客。
没有军情局的人。至少表面上没有。
林默涵走出车站,沿着站前路往东走。路灯隔得很远,每隔几十米才有一盏,光线昏暗。他的靴子踩在柏油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凌晨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他记得苏曼卿给的地址——火车站旁边,中华路上,一家叫“准时钟表行“的铺子,老板叫老钟。
走了大约十五分钟,他找到了那条街。中华路是台中老城区的一条窄巷,两边挤满了两层高的砖木房子,一楼是店铺,二楼住人。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卷帘门上挂着铁锁,门板上贴着泛黄的春联——那是去年春节留下的,已经褪色发白。
“准时钟表行“在巷子中段,门面不大,一扇木门半掩着,里面透出一点灯光。
凌晨四点多,钟表店开着门。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林默涵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先观察了一下周围——巷子两头都没有人影,远处有一只野狗在翻垃圾桶,除此之外一片死寂。
他推开门。
门上的铜铃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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