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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的时候，买家峻没有去见常军仁。
他去见了另一个人——孙真锅。时间是早晨六点半，地点是纪检委临时工作组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小山，三个办案人员趴在桌上睡着了，呼噜打得此起彼伏。孙真锅没睡，眼睛布满血丝，面前摊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口供。
“爆炸案的嫌疑人撂了。”孙真锅把口供推过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杨树鹏指使他干的，十万块钱现金，分三次给的，每一次都是当面交易。嫌疑人交代，杨树鹏跟他说了一句话——‘买书记要是再查下去，下次就不是炸墙角了，是炸人。’”
买家峻拿起口供看了一遍，放下，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老孙，我问你一件事。”
“您说。”
“常军仁这个人，你觉得能信几成？”
孙真祸愣了一下。他没问为什么，只是沉默了很久，久到烟灰缸里的一个烟头燃尽了最后一丝青烟。然后他说了四个字：“七成，不多。”
“七成怎么算的？”
“他在新城干了十二年，要真是一尘不染，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坐这么久。但他要是真的黑了，也不可能还坐在这个位置上——早被抬上去当替罪羊了。”孙真锅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官场上的事，很多时候不是黑和白的问题，是灰。深灰和浅灰的区别。”
买家峻点了点头，把口供还给孙真锅。
“爆炸案的侦查方向先不变，继续查杨树鹏。但这件事的后续，你先不要跟任何人通气——包括常部长。”
孙真锅看着买家峻，目光里掠过一丝复杂的意味，但最终只说了两个字：“明白。”
买家峻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线晨光，照在水磨石地面上，像一把极细极薄的金色刀片，把走廊切成明暗两半。他站在暗的那一半里，看着光，脑子里转着那档案袋里的几十份材料。
材料是真的。这一点他昨晚花了两个小时一件一件核实过——有的文件编号能在市委档案室的电子台账里查到，有的银行凭证虽然年代久远但印章和签字的笔迹都对得上。这些东西的份量，足够让好几个人的仕途走到尽头。
但那张照片——那张常军仁坐在主位上的照片——他核不了。
因为照片是真的，但“在场”不等于“有罪”。
一顿饭，一桌人，有人请客有人作陪，你坐在主位上，你就有罪吗？法律不这么说。但官场上的事，有时候比法律复杂得多。你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在了那张桌子上，你就已经被焊进了一个圈子。圈子可以改变一切，圈子也可以毁灭一切。
买家峻在走廊里站了三分钟。三分钟后，他拿出手机，给常军仁发了一条短信。
“常部长，有空吗？我有点事想当面跟您聊聊。”
短信回得很快，快到像是在等。
“来我办公室，泡好茶等你。”
组织部在市委大楼的七楼，走廊比别处安静，安静得有点过分。常军仁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播早间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念着一条关于经济开发区改革的消息。
买家峻推门进去的时候，常军仁正坐在茶几前泡茶。电磁炉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白气，茶盘上的紫砂壶已经淋过了头道水，满屋子都是铁观音的兰花香。
“坐。”常军仁没抬头，专心致志地把茶汤倒进公道杯，“昨天晚上胜利路那事儿，我听说了。人没事就好。”
买家峻在对面沙发上坐下来，看着常军仁的手。那双手很稳，倒茶的时候水面纹丝不动，跟平时一模一样——字面意义上的一模一样。但买家峻注意到一个细节：常军仁的左手小指，在微微发抖。
常军仁这个人，买家峻跟他共事这几年，从来没见他抖过。
他把茶水推过来，自己端起另一杯，吹了吹，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
“有话就说吧。”常军仁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连一丝波纹都没有，“你一大早来找我，不是为了喝茶的。”
买家峻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搁在茶几上，推到常军仁面前。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的复印件。原件他锁在了衣柜抽屉里。
常军仁抽出照片看了一眼。只是一眼。
然后他的动作停了。
不是僵住了，是停了——像一台精密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突然被拔掉了电源。他的手停在半空中，照片夹在指间，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买家峻看到他的瞳孔缩了一下，像被针扎了。
这个反应，比任何解释都真实。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新闻声在响。播音员正在念一条关于防汛工作的通知，语调铿锵，跟屋子里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常军仁把照片放回茶几上，动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东西。然后他靠回沙发里，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静了很久。
久到水壶里的水又烧开了一次，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把壶盖顶得咔咔响。
“五年前。”常军仁开口了，声音跟刚才不一样了，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五年前的二月九号，那天是正月初七，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解宝华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企业家联谊会，请我去坐坐。我说不去。他说你分管组织工作，跟企业家认识认识也是工作，我就去了。”
买家峻没有说话。
“到了云顶阁，我看到桌上坐的人，就知道不对了。”常军仁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神空洞，“解迎宾在，杨树鹏在，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杨树鹏的账房和打手。我坐了一会儿就想走，但解宝华劝我喝了第一杯酒。”
他顿了顿。
“那杯酒，值我十二年的清白。”
买家峻还是没有说话。他知道此时不该说话。有时候沉默是最大的压力，比任何质问都重。
“那天的饭局，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份‘伴手礼’。”常军仁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像是怕被收音机听见，“一个红色的礼盒，说是茶叶。我回到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密码和金额。五十万。”
买家峻的心往下沉了一下。
“我第二天就把卡交给了纪委，以匿名信的形式举报了那次饭局。”常军仁坐起来，看着买家峻，目光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委屈，不是愤怒，而是比这两样都更深的疲倦，“但举报信石沉大海。我后来又写了一封，署了真名。第二天解宝华就来找我谈话，把信拍在我桌上，说——老常，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呢？”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
“我跟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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