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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回到租住的小院时，天已经全黑了。
雨还没停，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瓦片，屋檐下的水帘在昏黄的灯光里泛着细碎的光。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没有点灯，只有灶台里的余烬散发着微弱的红光。
“回来了？”里屋传来养母吴氏的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温软，“灶上热着粥，还有你爱吃的咸菜炒笋丝。”
贝贝“嗯”了一声，没有去盛粥。她脱下湿透的外衣挂在竹竿上，走到里屋门口。吴氏正坐在床边纳鞋底，油灯的火苗在她脸上跳动，照亮了那双常年做绣活而有些浑浊、却依旧温柔的眼睛。
“娘，今天码头……”贝贝开口，却又停住。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有个自称莫忠的老人找她，说她是十年前失踪的莫家二小姐，说她本不该在这个贫寒的渔家长大？
吴氏抬起头，手中的针线停了停。她看着贝贝脸上那种从未有过的茫然和挣扎，心里咯噔一下。
“出什么事了？”她放下鞋底，起身走到贝贝面前，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淋雨受寒了？”
那只手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是常年织网、刺绣留下的痕迹。可就是这双手，在十七年前的江南码头上，从一个破旧的藤筐里抱起了襁褓中的她；就是这双手，在她发烧时说胡话时整夜不眠地给她擦身子；就是这双手，一针一线教她绣出第一朵荷花。
贝贝突然红了眼眶。
“娘。”她声音哽咽，“如果……如果我不是您亲生的……”
话没说完，吴氏的手猛地一颤。
屋子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雨声，和灶膛里柴火偶尔爆裂的噼啪声。
许久，吴氏缓缓收回手，走到桌边重新坐下。她没有看贝贝，只是盯着油灯的火苗，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要被雨声吞没：
“你爹……跟你说什么了？”
“不是爹。”贝贝摇头，“是今天在码头，有个姓莫的老人找我。他说，我是沪上莫家十年前失踪的二小姐。”
油灯的火苗剧烈跳动了一下。
吴氏的肩膀微微颤抖起来。她闭上眼睛，长长地、深深地吸了口气，再睁开时，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
“这一天……还是来了。”她喃喃道，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小布包，一层层打开。
布包里是一封信。
信纸已经泛黄，边角磨损得厉害，显然被反复打开看过很多次。吴氏把信递给贝贝，手抖得厉害。
“这是……捡到你那天，塞在襁褓里的。”
贝贝接过信，就着油灯的光线看去。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娟秀，却因为匆忙而有些潦草：
“恳请善心人收留此女。她名中有‘贝’字，生于壬戌年三月初七寅时。襁褓中玉佩乃其父所赐，日后若有相认之日，可凭此为证。万勿报官，切记切记。叩谢大恩，来世必报。”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但信纸背面，有一行小字，墨迹更淡，像是后来添上去的：
“若她平安长大，请告诉她，母亲从未想过抛弃她。万不得已，肝肠寸断。”
贝贝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信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那年你爹去码头卸货，在废船堆里听见哭声。”吴氏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他循声找去，看到一个藤筐，筐里是个裹着缎子襁褓的婴儿。那时候兵荒马乱的，码头上经常有弃婴，你爹心软，就把你抱了回来。”
她顿了顿，抹了把眼泪。
“我一看你就知道，这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那襁褓的料子，我见都没见过。还有那块玉……你爹说，这玉能换一条船。但我们没动，一直给你留着。”
贝贝握紧信纸，指甲掐进掌心。
“为什么不告诉我？”
“怎么告诉？”吴氏苦笑，“告诉你，你本不该跟着我们受苦？告诉你，你亲生父母可能还在找你？告诉你，你原本该是沪上的大小姐，而不是渔家女？”
她站起来，走到贝贝面前，双手捧起贝贝的脸。
“孩子，我和你爹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们懂一个道理：养孩子，不是为了让她报恩，是为了让她好。我们想着，等你再大些，等你有了自己的主意，再把这些交给你。由你自己选，是留在水乡，还是去沪上找你的根。”
灶膛里的火彻底熄了，屋里只剩下油灯那一豆光。
吴氏从床底拖出一个旧木箱，打开锁，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样东西：那半块玉佩，几件婴儿时的小衣服，还有一个小布包。
布包里是一沓银元，不多，二十几块，却每一块都擦得锃亮。
“这些是你爹这些年偷偷攒的。”吴氏把布包塞进贝贝手里，“他说，要是哪天你想去沪上闯荡，这些钱能做盘缠。要是你不想去，就留着当嫁妆。”
贝贝看着那些银元，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今天那位莫先生……”吴氏小心翼翼地问，“他说的，是真的吗？”
“应该是。”贝贝把那封信重新包好，连同银元一起放回木箱，“他说我母亲……病得很重，想见我最后一面。”
吴氏沉默了。
雨声填满了这沉默的缝隙。
良久，她长叹一声：“那就去吧。”
贝贝抬头。
“我和你爹捡到你，是缘分。但这缘分不能捆着你一辈子。”吴氏眼泪又掉下来，却努力笑着，“你本就不是池中物，这小小的水乡，困不住你。去见见你亲生母亲，也见见你那个……姐姐。”
说到“姐姐”时，她的声音有些异样。
贝贝知道她在想什么——想那个本该与她一起长大、却过着完全不同人生的双生姐姐。
“娘。”她握住吴氏的手，“不管我是谁的女儿，您永远是我娘。”
吴氏终于忍不住，抱着贝贝痛哭起来。
窗外，夜雨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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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齐公馆书房。
齐啸云坐在红木书桌前，桌上摊开着一份泛黄的卷宗。卷宗封面上用毛笔写着“莫隆通敌案·民国十五年”，下面盖着已经褪色的司法部公章。
书房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光线昏黄，照得他眉眼间的阴影格外深沉。他修长的手指一页页翻过那些陈年的笔录、证词、物证清单，眉头越皱越紧。
“不对劲。”他低声自语。
卷宗里，莫隆被指控的罪名有三条：一、私通北洋军阀，泄露沪上布防图；二、挪用军饷，中饱私囊；三、暗中资助革命党，意图颠覆政府。
证据看起来很充分——有莫隆与北洋军官的往来信件（虽然只有复印件），有军饷账目的亏空记录，甚至还有几个“证人”的供词。
但齐啸云看出来了问题。
第一，那些往来信件的笔迹虽然模仿得很像，但有几个字的起笔收笔习惯，与莫隆留在他这里的一封亲笔信对不上。莫隆写字有个特点，写“国”字时，最后一横会微微上挑，而卷宗里的信件复印件里，所有的“国”字都是平的。
第二，军饷账目的亏空时间点很奇怪——全部集中在民国十五年的三四月间，而那时候莫隆正在北平参加军事会议，根本不在沪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几个“证人”，在案件结束后不到半年，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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