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火。”她介绍说，另外三个里，小张和小李是铁钉职高的毕业生，协会秘书长姓赵，“她去过北京，开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呢！”
赵秘书长确实不像普通干部。身材高挑，像模特儿，秀气的脸上有颗淡淡的痣，说话时眼睛亮得像星星。“哪是什么代表，”她笑着摆手，“就是去心仪多年的首都观摩学习，见了一次大世面，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外国姑娘。”小张凑过来说：“赵姐还是挤奶冠军呢，她家奶牛场的鲜牛奶，全区最好！”
后来我才知道，赵姐还兼任了村上的妇女主任，有口还得回家里照看奶牛，她在计生办仍然是临聘人员，没有编制。
下乡催收尾款时，我才算见识了她们的厉害。刘姐带着我们走村串户，进了门先拉家常，说张家的猪下崽了，李家的麦子该割了，绕半天再提罚款的事。“王大爷，你家老三都快要上学了，罚款不交，影响孩子落户啊。”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却比硬邦邦的政策管用。
中午在村干部家吃饭，老白干一杯接一杯地劝。“姚老师是区上来的，得喝好！”村长的脸通红，酒杯往我面前怼。我实在扛不住，被灌得趴在桌上，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村干部家的沙发上，四个女同志正围着打麻将，笑声震得房梁都颤。
傍晚回区上，车主任家有客人。五个穿军装的围着桌子喝酒。车主任见我进来就喊：“小姚来了！陪我的战友们喝几杯！”我为难地喊：“我中午喝多了，让我一茶代酒敬几位哥哥。”可架不住劝，我只好改喝啤酒，硬着头皮灌了三瓶。好在其中一个兵是赵秘书长的表哥，听说我中午真醉了，才放我一马。
最后一月第一周的周日，天格外蓝。仙姑镇的姑娘们磨蹭到太阳当顶才出发：“农村人就这样，早上在坡上干活，中午才回家做饭。”我们一个中午找着三户，赵姐把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连哪家该交多少，能分期还是交，都算得清清楚楚。
下午再去，人又上坡干农活了。有的去山上砍柴，有的上山割牛草，还牵着牛而放，有的吆喝一群羊，向坡上赶，说羊儿要未时到了才大口吃草。
“等晚上吧。”刘姐胸有成竹，“七点在计生办汇合，出夜差。”
天黑透了才出发。目标是火车站旁边的一户人家，男的在外打工，女的怀了第三胎，村干部做了几次工作都没用。这家老年人说，家里是独子，想生个耕田的。
我们绕到屋后阴森森的林子里，枯枝在脚下“咔嚓”响，像踩碎了冰。赵姐打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晃：“蹲下，别出声。”
寒风刮过树林，呜呜地像哭。我蹲在一棵老柏树下，冻得膝盖发麻，忽然听见旁边有“咝咝”声——是小张在解手，黑暗里她憋得难受，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没有想那么多。我们足足蹲了一个多小时，脚都快冻僵了，喉咙几次想咳嗽，都咽了咽。我正想劝她们回去，后门“吱呀”一声开了。
“动手！”刘姐低喝一声。四个女同志像离弦的箭冲出树林，来到后门，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照过去，把那个想逃跑的孕妇堵在门口。赵姐上前拉住她的手，声音软得像棉花：“妹子，跟我们去服务站检查检查，对孩子好……”
刚才那一瞬间，这些姑娘让我大开眼界，仿佛是女子别动队出山，巾帼不让须眉。
我钻出树林，在光柱下，回头看见林子里有好几座长满杂草的坟茔，我此时打了几个寒颤，在坟旁等待了一个多钟头，这是第一次破胆，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亲眼看着她们围着孕妇说话，手电筒的光在寒夜里晃出温暖的圈。后面的宣传工作全面展开了。忽然觉得，这寒冬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像她们手里的手电筒，看似微弱，却能照亮最黑的角落。那些被冻伤的耳朵，被冻裂的手，那蹲在林子里的夜晚，都不是白熬的——就像车主任病房里的阳光，就像赵姐脸上的痣，就像梦里重新立起来的麻柳树，实实在在，透着股韧劲。
回去的路上，刘姐哼起了山歌，调子在冬夜里飘得很远。我望着天上的星星，忽然明白，有些梦是反的，倒下的树能再长，艰难的日子，也总能熬出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