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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去深圳边防检查站学习，6月返回途经我家乡顺便回家探亲，这是我离家第八个年头首次回家，也是我当兵第七年的第一次。见到久别重逢的父母、兄嫂及妹妹的激动心情的确难以言表，家乡的亲人，家乡的土地，家乡的山水，家乡的一草一木都陪感亲切，甚至连家乡的空气都是甜甜的。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更加令人心旷神怡。我和亲人彻夜长谈，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在亲人面前却滔滔不绝。在轻松愉快之余，一个严肃的话题摆到我的面前：我己24周岁，在我们家乡男青年这个年龄还没结婚的几乎都没有了。我的同学差不多都已娶妻生子，因此父母非常着急，生怕我以后找不到对象。他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在家乡找，将来好回家乡。这件事确实使我为难了，我这次回乡本来没有找对象的打算，说心里话，我也不打算在家乡找，但又怕伤了父母兄嫂的心，他们都再三劝我这次一定要订婚再走。无奈我只好答应找找看，如果有合适人选不妨建立联系。没过几天三哥将本大队一位女青年介绍给我，她是我小学同学，但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不太满意，但也没有立刻回绝，只是同意建立联系，以免家人再继续给我介绍他人。我们当时既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我也没到女方家里去，只和她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几天后我按期返回部队，临行前她把我送到火车站，我登上了返回部队的列车。一路上我反复思考，总觉得不太满意，最后下决心断绝关系。回到部队在给家人写信报旅途平安的同时，也给那位女青年写信，表明了断绝关系不再联系的态度。对方没有再来信，只有我家人来信深表不满，狠狠指责我一顿。回到站里我没再回十八里，而是到政检科帮助工作，正巧就和那个女大学生在同一个科。不久就有人为我和她撮合，首先是和我一起去深圳边检站学习的政检科检查员，接着是政检科副科长。选我和这位女大学生开始谈恋爱。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她邀我到她的宿舍，一见面我们两个都有点紧张，平时谈工作时那种轻松随便的感觉不见了，两人都不知道从何谈起。后来还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她拿出两枚同样精致的毛主席像章对我说，你有女朋友吗?如果有，这两枚像章送给你，你们俩每人一个；如果没有就送给你一枚，另一枚我自己留着。就这样巧妙地打破了僵局，表达了意向。当时全国兴起毛主席纪念章收藏热，每人都收藏有几十枚，多者上百枚。毛主席纪念章成了当时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两人建立恋爱关系的事很快就写信告诉了父母，好让老人放心，也是平息一下因我和那位家乡女青年断绝关系而引起的家庭风波。”
“我和她经过近两年的接触交谈和书信往来，于1970年大年初一去满洲里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晚上举行结婚仪式，结为夫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的婚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站后勤将一间做仓库的平房腾出，用白石灰粉刷一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站里给我们配了一张旧三斗桌，再加上我们两人原有的三只手提箱，就是我们新婚的全部家具。没有床只有火炕，床上用品就是我们自己的军被。婚礼非常简单，我们买了几斤喜糖、水果、瓜子和香烟，大家晚上来新房开了个茶话会，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大家都没有心思闹洞房。这就是我们的婚礼仪式，就连我这个新郎也是结婚的前一天才从外地出差回来，别说婚纱照，连个普通的合影都没有。简单的婚礼筹备工作是由她一个人完成的。”
“我1973年3月从外运公司回边防检查站，直接到政检科帮助工作五个月以后，也就是1973年8月正式任命为政检科检查员。这是我提干后的第二个任职命令，第一个任职命令1966年1月任命为交检科组副组长。在这七年半时间里，虽然任职命令未变，实际工作岗位频繁变动。先后在政检科、政治处、呼盟军分区、勤务中队，还在三家地方单位三支两军，共在八个单位工作。平均不到一年就变换个岗位，最长的是在外运公司支左，一年零三个月。而且每次到新岗位都是当时的要害岗位，是必需加强的单位。因此我对工作岗位频繁变动而四处奔波，自己不仅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领导的信任和重用，我把它当成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
“那时个人利益服从革命需要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大家的实际行动。只要工作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是常有的事，我也是这样。比如我入伍第七年才首次回乡探亲，而且是出差顺路探家。我们结婚也没享受婚假，婚后仅休三天春节假，第四天就离家去了十八里。1969年和1971年两个孩子分别降生，我没有请假照顾爱人和孩子。大孩子即将诞生，正值全军处于一级战备时，驻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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