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址：wap.qiqixs.info
“刚刚踏进部队大门的我，虽然来到北部边疆，又面对头号敌人，自然条件很差，政治气候严峻，随时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但我和其它同志一样，受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支配，能安心服役，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加上我自幼好胜心强，不甘落后性格，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学在前干在先，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6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提升为班长。当战士四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和现在两年服役期相比，我入团、入党、当班长并不算快，可我们的服役期是七至八年。我在同期入伍的战士中占全了四个第一：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后来第一个提干。我在交检科当战士时还学会了照相，那时会照相的人很少，不光个人没有相机，一般单位也没有，只有重要单位才配备，如公安、外事等单位。满洲里边检站当时只有三部相机，都集中在政检科，交检科虽是大科，任务量很大，又地处边防一线，也没配备相机，没人会用，检查现场一旦需要拍照取证，则由政检科临时派人赶到十八里完成。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说，站长找我有事，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站长直接找我一个小兵有什么事?边想边来到站长面前，同来的还有另外一名蒙族战士，站长开门见山要我们两人学照相，并且由他亲自教，接着给我们讲了照相的构造、工作原理，还讲了光圈、速度、取景等摄影技巧，亲自带我们到室外练习拍照。临走时把照相机留下，留两卷胶卷供我们练习。我很长一段时间想不明白，站长为什么在百忙中亲自去十八里教我们照相。或许是到十八里有其它工作顺便教一教，或许他想和我们接触对我们俩进行考查了解。摄影是站长的业余爱好，并有较深的功底。就这样站长成了教我学摄影的启蒙老师。现在回想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因为时隔不久，政委也到十八里分别找我和那位战士谈话，征求我们愿不愿意留在部队长期干下去，对我们提干进行思想摸底。站长教我们摄影以后，我就开始从事兼职摄影，后来又学会了黑白胶卷冲洗、照片洗印、放大等，为摄影打下了较好基础，也为后来学习彩色摄影创造了条件。十多年后，我被选送到公安部边防局举办的彩色摄影培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初步掌握了彩色胶卷的拍照、冲洗的手工操作方法。这些都是后话。”
“1964年，交检科勤务中队除原有的四个班外，又组建了一个警卫班，专门负责国门站哨和自卫哨，我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警卫班班长，全班共十人，都是从原四个班抽调的。不知为什么，几乎把勤务中队所有后 进的战士都集中到我们班。事隔不久真相大白，警卫班全体调离交检科，到站部机关搞警卫，机关组建了警通排，共有两个班，我们班是警卫班，负责机关门卫站岗，另一个班是通信班，由通信员、话务员、司号员组成。虽然我当班长仅一年多时间，但这一年却对我成长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我们班后 进战士多，教育管理难度大，这对我锻炼提高反而是有利的。部队的班长和其它单位的基层干部有所不同，班长每天二十四小时和全班战士生活在一起，虽然自己也是战士，但对全班战士思想、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都要管，大到天文地理，小到鸡毛蒜皮，这话一点不错。对战士管理要以关心爱护为基本出发点，主要靠说服教育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仅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对战士的管理既没有经济手段可用，又没有职务和岗位变动的制约。所以当班长确实是锻炼提高的好机会。”
“1965年5月底我被选送到内蒙古公安总队教导大队进行培训，教导大队在内蒙古西部的丰镇，靠近山西，离大同市不远。这次训练以擒敌技术为主，另有射击、刺杀、战术、队列等，共训练三个月。时间不长，但学擒敌技术时间不短，有两个多月每天每天训练时间都在八小时以上，累得腰酸背疼，回宿舍不少人爬上床都很困难，幸亏教员都是专职的，训练强度把握较好，加之穿插其它训练科目，大家都坚持下来完成了任务。我们刚到丰镇教导大队报到，全军就开始统一取消军衔，帽徽改戴红五星，领章改戴红板大绒领章，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这就是当时解放军的形象。和取消军衔同步进行的还有公安部队改编成了解放军，公安部队建制取消，划入解放军编制序列。取消警 衔时我戴上士衔，是警士最高衔。这时我入伍还不到四年，却经历了三种体制。刚伍入时是人民武装警察，没有警 衔，帽徽是国徽，领章是红色塑料平板，中间戴金色盾牌。1962年改编成公安部队，开始佩戴警 衔，我被评为上等兵，和我同年入伍的绝大部分戴列兵衔。公安部队警士每年晋升一次，我以后还戴过下士、中士、上士。公安部队执行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所有规章制度，享受解放军的待遇，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北京设公安部队司令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兼任公安部队司令员。1965年6月1日划入解放军序列，同时取消警 衔。划归解放军后入伍的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我们仍保留原36元津贴，另加百分之二十的地区补贴，我一直到提干前一直享受43.20元的津贴费。丰镇教导大队集训共三个月，我于1965年9月初回到满洲里边检站，仍在警通排当班长。”
“1965年春，那时我还在交检科警卫班，一天下午我正在国门哨位上站岗，政委找我谈话。政委是一把手，站党委书记，我知道政委很忙，找我谈话，一定有重要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见面政委就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提干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我几乎未加思索就回答，我服从组织需要，让我走我就走，让我留就留。这样的回答在今天看来是在打官腔，可是在当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学雷锋，毛主席和其它老一辈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最新网址：wap.qiqix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