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于家乡和隔壁村子，主要贩卖糖、盐、瓜子、花生等，周边二三百公里的路程，都在他的贩卖范围之内。外出期间，父亲都是从家里带的口粮，在外面不舍得下馆子、住旅店，有时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驴子边上睡一觉。有时候去的地方远了，干粮带得不够，父亲还会沿途向别人讨点剩饭剩菜。所以周围的人都笑父亲是个持家好手，其实有一点嘲笑的成分在，他们都说，你驴子背上驮着的东西也可以充饥啊，为什么不吃反倒向我们要？父亲这时候总会憨笑着说，不敢呢不敢呢，这是要攒着娶老婆的，可不敢随便吃。由于长途贩运，去的地方多，父亲也遇到了母亲，成就了一段姻缘。在有一次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卖东西时，父亲认识了母亲的一个亲属，经过介绍，娶了母亲。”
“日本人投降前后，东北地区匪患猖獗，我们家曾两次遭受土匪的洗劫。土匪们持枪闯到我家里来，将全家大人小孩全部捆绑起来索要钱财，用被子蒙着头，有人持枪看住，其他人翻箱倒柜寻找钱财。我家仅有的一点零花钱和能吃能用的东西，如粮食啊、鸡蛋啊、鸡鸭鹅等家禽啊，统统都被土匪抢走了。连牲畜圈的牛和驴子也不能幸免。我父亲后来跟随牛蹄印子找出二十多公里里，虽然找不回牲畜，也发现了土匪的踪迹。可惜赤手空拳毫无办法，只能打道回家。父亲不仅种田是把好手，喂养牲畜也是行家。解放初期他养的牲畜无论是家禽还是家畜都是个个膘肥体壮。后来政府推行牲畜入社，父亲被推荐给生产队当饲养员，也曾经给生产队放过羊。但是，父亲对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生产方式一直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这样极大损伤了他的劳动积极性，他希望能够分田到户，自己单干。可惜一直到离开家乡，他的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后来我当兵到了满洲里，父亲搬过来和我们一起居住，彻底离开了农村。”
“父亲一到部队，生活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喜欢喝酒，一年到头酒肉不断，一日三餐都得喝上一点。来到我单位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去天天盼过年，现在天天过大年。从来不会唱歌的父亲，酒上头后高兴了会哼点小曲。看到老人喜滋滋的高兴劲，我们很开心。父亲到满洲里那年快七十岁了，前大半生一直吃苦受累，到了晚年享享清福，过过舒心日子，是我们子女的心愿，也是我把老人接过来的目的。可是老人必竟是劳累惯了，一旦完全闲下来还真呆不住，没过多久父亲就让我给他找点事做，碰巧一个单位找人看管草垛，就在满洲里市郊，离我家很近，活也不累，只是照看一下草垛防止丢失、防止失火，别无它事。我看这活对父亲挺合适就让他去做了。到开支时父亲拿到有生以来第一笔工资，虽然只有二十七元，可父亲却高兴极了，他说想不到老了还能挣工资。只要老人高兴我们就满足了。干了半年多，草垛的草用完了，又没事可做了，他见郊外很多垃圾没人拣，就经常去拣垃圾，开始时我不让他拣，可他还是背着我去拣。后来我也就不再反对了，只要他喜欢就好，就当是散散步缎练吧。”
“三年后，我清晰记得是1977年冬天，父亲得了脑血栓，突然感到半身麻木，炕也上不去了。我当时出差在外地，我妻子在家立即将老人送到市医院治疗，可边境小城医疗水平有限，又没有特效药，幸亏送医及时，病情不算太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开始能自己走路了，生活也能自理，只是腿有点跛，不久就出院了。自从得了脑血栓后父亲的情绪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时闷闷不乐，逐渐变的爱发火。虽不对我们发火，却时常无原无故和我母亲怄气，后来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到牙克石我二哥家大闹一场，又到黑龙江我三哥家大吵大闹。当时我们并不懂这是一种病态，我们曾一度对老人产生了埋怨情绪，虽然老父亲从未对我发火，但我担心哥嫂会对我产生误解，因为父亲吵闹的主要话题是和他们要瞻养费，父亲几年来都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怕哥嫂怀疑是我在背后出的点子，所以我很恼火。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太无知了，根本不知道人到老年脾气变坏是一种病态。那时人们普遍不懂健康常识，后来听朋友说人到老年突然脾气变坏是老年痴呆症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晚年的过火言行是一种病态，是在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完全应该谅解。父亲去世前多次向我提出要求，他死后遗体千万不要火化，要我把他送到我三哥家，因那时农村还没实行火化。根据父亲的要求，争得我三哥同意，我于1978年秋天把父亲送到黑龙江农村的三哥家，第二年春天老父亲去世，终年72岁。遗体按老人生前遗愿实施了土葬，埋葬在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