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正由于此点，使用时也常常会省略这个字，只以单名相称。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在上层双名兴起的过程中，虚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
陈垣指出：“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
这就说明，之、道、昙、僧、灵等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由此可以认为，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
问题是，为何要增加这类无实际功能的虚字呢？
这可能要考虑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
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与此同时，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
如司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练儿，其子子卿小名乌熊。此外，还可以举出镇恶、桃枝、道民、灵宝、法生、法真、蛮奴、客儿、蟠龙、社客等小名。
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灵宝，驱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镇恶。在小名使用上，士族与普通民众看不出明显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社会中，这类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从性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
士族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小名为人名的情况，公开场合中称小名则很常见。司马昭喜爱司马攸，常呼其小字：“此桃符座也。”有人曾当面称桓伊小字说：“此桓野王也。”
除了小名，前面曾谈到汉魏人名中带有虚字“阿”的人名是很常见的。六朝士族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习惯，如称吕蒙为阿蒙，王子敬为阿敬。“阿”是一个非信仰性的虚字。这就让人怀疑，上层“之”、“道”等虚字类双名的出现，也许是受到民间习惯的影响。
双名与单名相比，其优势就在于多出一个字，表达的人名内涵更为丰富。
东晋桓豁诸子的命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桓豁诸子名字□□有的“石”字，据称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而要想在人名中体现“坚石打碎”这一谣谶的话，在当时流行的单名基础上增加一个“石”字，是最为方便的。这应当是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双名，逐渐为士族社会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础。
当人们发现在人名中增加一个字可以更丰富地表达愿望之后，虚字也就逐渐超出了信仰和口语层面。上层人名由此突破了东汉以来的单名惯例。
晋宋之际，随着统治阶层社会身份的变动，双名化趋势也愈益显著。《宋书》中刘裕诸子均为带有“义”字的双名，是最好的事例。
随着“之”、“道”等虚字式双名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上层流行，单名已不再具有严格的身份标识意义，新进入官府者也就无需再制作单名。其原来的制名习惯，如单名、双名并存以及“子”尾、“儿”尾式人名，就会出现在官方场合之中。
总之，上层人群对单名习惯的突破，导致社会不再处于提倡单名的氛围之中。
正是这点导致南朝人名中双名比例的逐步上升，到了梁朝普通年间的萧秀碑题名，双名比例已占到九成以上。
晋宋以后上层社会的这种双名化趋势，最开始是底层社会的信仰心理、口语习惯等影响上层社会的结果。这是民间文化影响上层社会的一个事例。而一旦上层社会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反过来又会推动双名化的进程。特别是上层社会拥有文化优势，他们在双名制名方面的用字习惯会重新影响普通民众。
四、结语
人名的分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名背后其实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东汉的单名习惯是精英文化的产物，而民间并不遵循这一理念。
而属于“大传统”的单名习惯，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民间人名的“小传统”。其一是地方官的权力和教化；其二是地方属吏阶层的观念和实践，他们身处官民之间，容易受到单名惯例的影响。反过来说，“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影响显得较为迟滞。
晋宋之际，上层社会的单名惯例开始被突破，首先是“之”、“道”等信仰性虚字附加在单名之上，形成一类特殊的双名。影响这种变化的，可能有来自“小传统”的两种因素：信仰心理和口语习惯。单名惯例被突破后，属吏阶层也摆脱了单名影响，大量“子”尾、“儿”尾等带有口语特征的人名浮出水面。
而当上层人群突破了单名限制，就会创造出新的双名制名方式。最明显的是汉代以来上层人群中“命字”的方式，开始影响到双名用字。这种双名的“字化”，又反过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下层人群。从人名的这种变化轨迹来看，精英文化会吸纳民间文化的某些因素，以实现某种文化突破。而当突破完成后，新的精英文化会再次反馈到民间。
——作者：魏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