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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
那么，那么稀奇的记载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那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等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下笔时留下那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质疑：你那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等人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那种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
笔者说，司马光存在那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因此，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那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那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先说“长林军”的事，分析下去，我们难免又有了疑问――李建成为什么要组建那支长林军？难道他刚刚制止了李元吉的凶杀计划，又马上组建一支军队专门去对付李世民吗？果真是那样的话，李建成的大脑神经也太成问题啦――毫不费力能达到目的的事不做，偏偏要跟自己过不去，要冒着被父皇责罚的风险，绕那么个大弯子，去组建一支非法军队以硬抗硬，打一场没有任何必胜把握的仗！因此，那事儿如果真实的话，答案只有一个，即李建成眼睁睁地放弃了一个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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