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炮轰地市委的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太不自量力了。”
方二摘下盖在脸上的草帽，眯着眼，指着上方说：“就像这天上的白云，没有根，没有约束，东晃西荡，是自由的。又因为没有根，身不由己，被气流卷来卷去，又是不由自主的。”
“我没你们冲，因那时我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有点愤愤不平，又不甘寂寞，跟在后头跑，打杂。跑了一阵，慢慢就发现不对头了，《十六条》明明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理说是很清楚的，又是党内的、又是当权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条条款款都跟普通人沾不上边。到后来一看反而是普通人被整得多，连教我们的一个普通教师也被整了，当权的反而在旁边乘凉了，就觉得总是矛盾的。再说社会主义搞了这样久，坏人咋就越搞越多，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啊？于是，开始怀疑这些名堂，不再热心。”
吴能年长，作为曾经的学生头头，卷入运动深，接触的人也多，比起李轼他们，有更多的感慨。仅以他自身经历过的来说，他觉得“文革”真像这天上的风云，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白色的云朵，那样纯洁、优雅、轻盈，让你浮想翩翩，但你还没能来得及欣赏完时，天气变了。满天彩霞倏忽变成了乌云满天，狂风怒号，把乌云赶得在天上乱滚，一会儿抱团，相互乱闯乱撞，互不相让，一会儿撕扯，四分五裂，东一块西一块，互不往来。暴风雨说来就来，倾盆而下，劈头盖脸，让你没处躲没处藏，淋了你一个落汤鸡。你还在抖湿衣服时，它又云开日出，风雨无影，彩虹横空。想到过往的事，吴能说：
“李轼，你说这些，我也有类似感觉。那时从外地来串联的大学生各种派别都有，我跟他们接触多，有些就是高我们一届的学长，上了大学后，又回老家来串联。我就发现他们一个一个的嘴巴都挺能说，思想也很活跃，那时我还奇怪，刚进大学一年就这样厉害。后来想明白了，不是他们比我厉害多少，也不是因为他们比我年长一些，而是他们处的位置不同，能接触到各种信息，经历得多。那时各种小道消息都有，后来不少都得到证实，说明都是从上头流传出来的。这样多的人说打倒就打倒，没过几天说解放就解放，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原本应是最革命的人，紧跟领袖跟得最好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同样没风光两天，又完蛋了。陶铸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又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没过两天成最大的保皇派，王任重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没干两天就由革命成了反革命。再过几天，王力、关锋、戚本禹又先后成了一伙坏人。你能搞清这是为啥？你能说清这是为啥？这些事其实都是有背景的。我们一是年轻，没有相应的阅历判断分析它，就凭感觉来判断。二是上层真实的情况，作为下面的人，无法了解。只从一些小道消息来瞎猜。运动之初是一腔热血，想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觉得他老人家不可能有错，后来才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
“李轼，老吴想事就是比我方二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一年，他就退出不干了，开始逍遥了，还劝我也退出。我还不信他的话，心想是他被捶了一顿后，革命意志衰退。我还继续扎劲了一阵，心里还在想：老毛说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然就该我们主沉浮。后来才明白，老吴说得对，轮不到我们主沉浮，犯不着去为别人当枪使。”
李轼没说话，看着天上的云彩，心想都说天有不测风云，实际上这政治上的风云比自然界的风云更难捉摸。搅动满天风云的人，正是运动的发动者，幸好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卷入进去，早早就作旁观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