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诺的船夫有几只猴子，那个刁滑的家伙引坏了他，偷钱的念头无疑也是那个家伙教给他的。
“‘在我们的树林里是捡不到锁在树上的猴子的，’我说道，‘老实承认你是怎么弄来的吧。’
“贝尼代托坚持着他的谎话，而且讲得有声有色，听起来根本不像是真话，倒是显示出他很富于想象力。于是我发火了，他却大笑起来。我威胁要打他，他后退了两步。‘您不能打我，’他说道，‘您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您不是我的父亲。’
“我们始终弄不明白这个要命的秘密是谁泄露给他的，我们一向小心谨慎地瞒着他，总之，这一句把那孩子的全部性情都暴露出来，我几乎被他吓住了，我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连碰也没碰他一下。那孩子胜利了，而这次胜利使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以致把阿孙塔所有的钱都任意挥霍掉了。他愈是不成器，阿孙塔似乎愈是爱他，她不知道该如何抑制他的任性，也没有勇气限止他的放荡行为。当我在洛格里亚诺的时候，一切还好，但只要我一离开，贝尼代托便成了一家之主，一切便都乱了套，当他才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混在十**岁的孩子们中玩了，而且选中的伙伴都是巴斯蒂亚甚至科西嘉最坏的孩子，他们已经闹过不少恶作剧，好多次有人恐吓控告他们。
“我真的担心了，因为一旦传讯，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不得不离开科西嘉去作长途跋涉。我考虑了很久，为避免发生什么灾难，我决定把贝尼代托带走。我希望走私贩子辛劳而艰苦的生活、船上严明的纪律能改变这个即使还不能算十分堕落，但也已经是濒于堕落的性格。
“于是我把贝尼代托拉到一旁，建议他跟我走，并且附加了许多诺言，这些条件都是能使十二岁的孩子动心的。
“他静静地听我说，当我讲完后，他先是大笑一阵，然后对我说：
“‘您疯了吗，叔叔？’（他高兴的时候就这么叫我。）‘您以为我会用现在的这种生活去换取您那种生存方式――放弃我这种自由自在愉快的生活，而去像您那样又辛苦又危险地去自讨苦吃吗？夜里忍受刺骨的寒风，白天忍受灼肤的酷热，东躲西藏的，一旦被人发觉，就得吃枪子儿这样去赚那一点点钱吗？哼，我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只要我要，妈妈总是会给我的，您瞧，我要是接受了您的建议，我不就是一个傻瓜啦。’他说得这样厚颜无耻，头头是道，我简直呆住了。贝尼代托却已回到了他的伙伴那儿，我看到他远远地把我指给他们看，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傻瓜了。”
“可爱的孩子！”基督山自言自语地说道。
“哎！假若他是我自己的儿子，”贝尔图乔回答说，“或甚至是我的侄儿，我是会想法把他带到正路上来的，因为您知道自己要尽责任，那样您的力量也就来了。但一想到要打一个父亲死在我手里的孩子，我就下不去手了。我的嫂嫂总是为那不幸的孩子辩护，但她也承认，她曾丢过好几次钱，而且数目都相当大，于是我就好好地劝她，让她把我们那笔小小的积蓄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备将来急用。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贝尼代托已完全能读，能写，能算了，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在一天中所学的比别人一个星期学的还要多。我一心想着把他送到一只船上去干活，事前丝毫也不让他知道我的计划，只待拟定一个日子，然后一清早就送他上船，上了船，就把他推荐给船长，以后他的前途就由他自己去决定了。计划想好了以后，我便动身到法国去了。我们的全部货物都得在里昂湾里卸上岸，这样干已愈来愈困难了，因为当时是一八二九年了。社会秩序已完全重新建立起来了，海关关员的警戒已加强了好几倍，博凯尔的集市又刚刚开始，所以他们这时看管得极为严格。”
“我们这次走私活动起初还挺顺利。我们的船有两层底舱，以便我们堆放走私货物。我们把船停泊在许多船中间，这些船都靠在罗讷河从博凯尔到阿尔这一段的两侧岸边。到了目的地，我们在夜里开始卸下禁运货物，通过与我们有关系的人或是通过我们存放货物的旅店的老板把货再运到城里去。也许是我们连连得手放松了警惕，也许是我们被人出卖了，总之，一天傍晚，约莫五点钟光景，正当我们要吃点心时，我们的小水手神色慌张地跑来对我们说，他看见一队海关人员向我们的方向走来。确切地说，我们害怕的倒不是一队人马，因为在任何时刻，特别在那个年头，总有整队整队的人在罗纳河两岸巡逻；我们害怕的是，按小水手的说法，他们的行动特别谨慎，像生怕别人觉察似的。我们嗖地站起来，但已为时太晚。我们的船显然是他们搜索的目标，整个儿被包围起来了。在海关人员之中，我发现了几个宪兵，通常我看见其他军人是毫不畏惧的，但我看见这几个宪兵就胆怯起来了，于是我就下去进入底舱，钻出舷孔，顺势滑进水里，然后，我就潜泳，隔很长时间才抬头吸一口气，我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游到新开掘的一条河道上，这条河道把罗讷河与从博凯尔到埃格莫特之间的一条运河沟通了起来。一旦到达那里，我就得救了，因为我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顺着这条河道游下去。于是我又顺利地游到了运河。我取这条河道不是随便瞎撞，事前未加考虑的；我已经对大人说到过尼姆的一个旅店老板，他在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路上开了一家小小的旅店。”
“是的，”基督山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想他是你们的同伙吧。”
“一点不错，”贝尔图乔回答说，“但在七八年以前，他已把他的店顶给了一个马赛的裁缝，因为在他的老行当上几乎破了产，所以想换个行业重起炉灶。我们对于新旧店主当当然是不分彼此的，所以和他签订了同样的合同，我当时就是想去这个人那儿躲一下的。”
“他叫什么名字？”伯爵问道，似乎对贝尔图乔的故事颇感兴趣。
“加斯帕尔・卡德鲁斯，他娶了一个卡尔贡特村的女人，除了她的村名以外，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她当时正发着一种寒热病，似乎正在慢慢地死去。而她的丈夫，倒是一个很壮实的汉子，年约四十至四十五岁，他曾在危险中充分证明了他很有头脑和勇气，而且不止一次。”
“您说，”基督山插嘴道，“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年是……”
“一八二九年，伯爵先生。”
“哪个月？”
“六月。”
“月初还是月底？”
“三日傍晚。”
“啊，”基督山说道，“一八二九年六月三日傍晚，讲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