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因为基督教不好，而是他们的社会政策；教民的反抗活动减少，更让教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去争取正当权利。这对我们党派的发展很有影响。我搞暴动，碰到教会就是躲避的，而与帮会首领反而容易沟通。”
邓恩明接着说，“现在既然不搞暴动了，我要学习基督教的一些历史，毕竟他们社会改革是比较文明的进行的。”
强霖推荐他看看托派的论述，当然托派宣称是无神论的，其社会治理还是有意义的。是纯理性主义，渐进的，包含工会和福利主义的。
邓恩明说：“这段时间我已经研究了。托洛茨基这个人很有风度，有才华。当年我见过，是列宁的主要助手。我现在比较欣赏宗教的哲学，这与我们民族的神灵主义比较接近。人做到纯理性还是不容易，也不可靠。”
强霖从邓恩明谈到的少数民族的宗教历史看，印证了自己原来的看法，那就是原始少数民族没有汉化，更愿意接受纯善之体制。蒙元时期，蒙古族能够全身而退，而没有被汉族同化。女真满族则陷入佛、儒、道体系，最后被融化在汉民族中。蒙元忽必烈这个人很有思想，采用的是松散治理的殖民政策，这样也始终保持蒙古人思想体系。
就不提早就被灭族的扶余渤海国、契丹辽国、完颜氏女真大金国、杂胡李家的西夏国。那都是深度汉化的集权国家。
最后，张家泉教授答应在介绍宗教哲学院的朋友给邓恩明，让他自己去沟通研究计划。
强霖也成功的布下了邓恩明这个山东工会和乡下文明的种子。当然对付的是小富即安的士大夫家族思想，他们缺乏的是大义；或者满口大义，但实际不知道大义是什么，实际上只是照顾家人，业余做些慈善求子孙的福报。
他们是后世中国懦弱的主要根源，对国家内部极权懦弱，对外部侵略懦弱，对弱者反抗则是残暴无底线，毫不妥协。他们的生存招数就是靠行贿软化强者、靠奉承求招安、靠躲避锋芒以待革命者去变化，然后再进入一轮行贿、投靠、躲避，始终循环在强者统治之下。民众受影响，也是愚昧的学习这些士大夫，努力成为新的士大夫。类似“大染坊”的老板们，他们现在都是草根出身，但是这些士大夫招数学个十成十，还有新发展。
几个人都很满意今天的讨论。恢复到宗教的讨论，则让人的精神更为放松。尤其是邓恩明，看到强霖和凯茜的思想，与自己的张大哥一致，很是安宁。
大家开始品尝正宗鲁菜，凯茜则更喜欢素一些的青菜伴酱，这与东北的类似，但还是吃不惯白面饼和馒头。她给大家要来了打卤面。
这四个人都是外地人，自然也是很喜欢面条。河北人张教授是杂粮主义者，愿意吃高粱玉米，这里不供应。
警卫把枪还给了邓恩明，但是子弹却给了张教授；没有办法，张教授转给邓恩明。邓恩明不接，走了。
两个学妹学弟，谢谢张教授；张教授大度地说，你们什么时候来齐鲁，都来找我们。我们学校在国内注册大学的问题，你们到北京时候帮着问问。
齐鲁大学招生人数不旺，与这个有关。毕竟加拿大授予的学历，在本科生里面不太灵光。他们在山东，与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不一样，很少有人来内地读书，所以他们还是依靠山东和山东更内地的河北、河南、陕西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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