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公卿列侯一开始并不赞成削藩，而刘启偏听偏信，跟着晁错一意孤行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只有除掉晁错这个刺头，公卿列侯才愿意全力以赴为刘启平定这场叛乱。
这天，刘启让中尉通知晁错进宫开会。晁错像往常一样穿好朝服跟着中尉上了车，马车没有驶向未央宫，而是拉到了长安东市，在那里，刑场早就准备好了。
一到长安东市，中尉停车，拿出诏书，向晁错宣布朝廷对他的判决。晁错一脸震惊，来不及辩驳就被推到了刑场。时已正午，监斩官拖着长音：“时辰到，行刑！”
真的就要死了吗？晁错的眼睛依依不舍地望着未央宫方向。刽子手甚至没有剥去晁错的衣衫，他将一盆凉水猛地泼在晁错身上。晁错浑身一激灵，正当此时，刽子手的大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带着反射的阳光砍入晁错腰间，将晁错斩成两段。
晁错上半身颓然倒地，但仍有残存的知觉。他挣扎着看了一眼自己身后，血正在从他的身体里往外涌，而他浸没在自己的血泊中。他死时身上还穿着朝服，这个结局正应了他父亲的预料，帝王之无情竟至于斯。
晁错毫无疑问是个激进的改革者，不过很可惜，他是个失败的改革者。在平叛晁错的功过是非之前，我们先来问一句：什么是改革？
改革是打破旧体制，是革故，是“破”，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切分蛋糕，利益再平衡。纵览中国历史，改革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顺天应人的改革，这种改革要求改革者有高超的技巧，在制定变革方案时应该广泛征求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共同参与，多方沟通，以求减少利益各方对变革的抗拒。不过很可惜，这样成功的改革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另一种是顺天却不应人，改革者有远见卓识，知道眼下国家面临的困局，也知道该怎么改正。不过很可惜，由于改革者急躁冒进，或挟宠自骄，或挟上意来强行推动变革。这种一味蛮干对政敌的打压如同秋风扫落叶，必然会遭到大部分人的抗拒，即便可以一时推行，但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悲剧。
任何一次改革，都应当尽可能少触动既得利益，倘若真要触动，也应该缩小树敌范围，想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出现最坏的结果。
而晁错显然就犯了这种冒进的错误。晁错看到了诸侯王做大的不利局面，他的“削藩论”就实际来说确实有利于大汉的稳定性，也有利于巩固皇权。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地方势力已经很大，在朝中也已形成不可忽视的影响面，这时贸然削藩只会刺激到这些地方势力，极有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破坏性。
既然要削藩，那么他对后果有过考量吗？显然没有。晁错自己也说，这些诸侯王早削早反，晚削晚反。总而言之，削而不削都会反。你明明知道削藩令一下，吴王必反，那么朝廷就该早做准备，修武备、扩军、练兵、屯粮、修要塞、固关口、控制要地。可是晁错有提前部署过其中一项措施吗？没有。
再者，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除了吴王外，大部分诸侯都没有造反称帝的念头。当七国叛乱时，帝国境内共有17个诸侯国，也就是说还有十个诸侯国没有参与叛乱，造反的这七国中，除了吴王比较坚定外，其余六国虽然对朝廷也有怨言，但顶多算是小虾米，他们之所有跟着造反，不过是看吴王挑了这个头想浑水摸鱼而已，说白了就是政治投机。
就削藩来说，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可能比晁错要稳健得多。
晁错的悲惨遭遇表明了刘启在政治上是多少无耻与奸诈，对于皇帝而言，面对手下的马仔，你可以批评他、教育他，也可以将他一撸到底，贬为平民，但被腰斩弃市、夷灭三族，这种处罚显然过于残忍。
作为大老板，出了事，责任全是员工的，把自己摘干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不用背负道义上的谴责。这种做派如何还让员工继续信任他？别忘了，晁错可是为你打工的，晁错死了，死于皇帝与公卿精心设计的一场谋杀。
千载之下，每当我读到晁错的悲剧时，透过泛黄的纸张，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帝王权术的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