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才进入今天的主题。
费拉罗不是专业老师，杨乐怡也不是没有想法的学生，所以她们上课的过程，和普通补习不太一样。
讲课内容由杨乐怡定，她拿出了准备好的报纸，让费拉罗讲头条文章。
怎么讲则由费拉罗自由发挥，她先让杨乐怡通读一遍，再针对文章里使用的高级词汇，以及疑难语法做解释。
一个小时的补习时间很快过去，杨乐怡认为费拉罗讲得不错，直接定下了她。
补习费是之前说好的两美元一小时，暂时三天补一次课，前两次先补两小时，再看情况决定是否增加补课时常。
谈好后，两人继续上课。
又一个小时结束，两人定下三天后碰面的时间，收视东西往公园外去。
分别时，费拉罗举起手中空了的纸杯说：“谢谢你的咖啡，但以后没有必要给我带，如果可以，我更希望你能把咖啡折算成现金。”
杨乐怡点头：“明白。”
上次碰面，杨乐怡就觉得费拉罗性格内敛，这次上课，更觉得她冷淡理智到不像意大利人。
杨乐怡转念一想，同一个人在面对不同人时，都能露出不同的面孔，意大利有几千万人，性格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有人外向，就会有人内敛，有人热情，就会有人冷淡。
刻板印象要不得。
……
晚上陈阿莲下班，杨乐怡跟她说了补习老师已经定下来的事：“我算过，补习到十月份，费用在一百五左右。《阿珍的故事》千字涨到了六块，月中去交稿，我能再拿到三百二十块，算上手头存款，减去补习费能剩两百左右。”
陈阿莲已经知道《阿珍的故事》涨千字的事，也知道故事很受欢迎。
前一则消息是杨乐怡告诉她的，后一则则是她自己看到的。
虽然洗衣店的顾客以白人为主，但华人顾客也不少，陈阿莲在洗衣店工作，也经常需要和人打交道。
《阿珍的故事》刚刊登时，讨论还不多，至少她不知道身边有人在看。
但随着时间推移，故事热度不降反升，这几天她上班时，总能听到同事，或者来取衣服的华人顾客讨论它。
回到家了，也时不时能听到公寓里的住户聊起。
他们都有些等不及看后面的剧情了。
不过没人发现阿珍的原型是她，也是，那个时期通过移民政策来美的华人虽然不多，但每年总有几个。
其中为了移民，倾家荡产的也不少。
阿珍来纽约比她更顺利，邻居们联系不到她身上，实属正常。
陈阿莲没有到处嚷嚷阿珍是她，比起让众人的目光聚焦到她身上，她更享受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秘感。
因为知道故事受欢迎，所以杨乐怡说起涨千字的事时，她虽然高兴，但其实算不上很惊讶。
她女儿值得。
这会陈阿莲静静听着，没有插话。
杨乐怡继续说：“有这笔钱，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家的经济都不会太紧张，所以去工厂打零工的事，我认为可以暂时搁置，妈你觉得呢？”
陈阿莲面露犹豫。
昨天她找兰姐打听过，知道这两年唐人街的服装行业行情很好，或者说，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似乎和海外竞争压力有关，美国本土纺织业急需削减成本，曼哈顿纺织行业的中心开始向唐人街转移。[1]
众所周知，唐人街的华人能接受更低的薪水。[1]
兰姐说，在服装制衣厂，一个熟练工每周能挣上百美元，愿意拼命加班的，月收入能有五六百。
就算是临时工，一个月也有一百二到一百四十四美元。
而她在洗衣店工作，周薪只有三十美元，每天工作快十二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才能挣到一百二十美元，和制衣厂的新手临时工差不多。
但服装厂忙的时候才需要临时工，不忙了随时可能被开掉，而她需要养家，必须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所以她想先趁着休息日去打零工，能学一点是一点，等会做衣服了，再辞掉洗衣店的工作。
她不求月挣五六百，砍一半，月薪能有三百块，她们家的日子都能好过许多。
如此，杨乐怡也不必小小年纪，就被迫扛起养家的重任。
陈阿莲知道杨乐怡的顾虑，怕她累，也怕她在轮轴转的工作中倒下，就像几个月前杨志明突然倒下。
但陈阿莲觉得，杨志明突然倒下，和上班辛苦没有太大关联。而且唐人街里为了生活，轮轴转的人很多，他们都没有事，她应该也不会有事。
可她也知道三个月后的考试对杨乐怡很重要，如果自己坚持去打零工，女儿说不定会分心。
陈阿莲想，要不再等等。
至少，要等女儿考完试再说。
最终陈阿莲什么都没说，只应了声好。
之后杨乐怡又和费拉罗碰了一次面，上午结束补习，杨乐怡去了一趟位于勿街的文化社交稿。
虽然新一期《华侨文阵》没有再加印，但《阿珍的故事》讨论度肉眼可见的在持续走高。
再加上这个故事和唐人街里普通群众的契合度很高，尤其是老一辈，在看或者听第一期故事时，都忍不住想起往事。
于是，《华侨文阵》的读者，和唐人街里商户的客户群体，第一次几乎完全重叠，在最新期杂志投广的商户，也迎来了客流爆发式增长。
这么一来，《华侨文阵》的广告费也水涨船高。
成立二十来年，文化社的资金第一次这么充裕，老板自然不愿意得罪杨乐怡这个福星，早早让吴文轩准备好稿费，只等她来取。
交上最后四万文稿后，杨乐怡如愿拿到了三百二十美元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