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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华大楼，往前走几分钟，从路边一间商铺旁边的楼梯上去，杨乐怡的目的地就到了。
华侨文化社办公室不大，面积在四十到五十平之间，里面有一间小办公室，上面铭牌写着“主编室”。
外间两两相对摆着四张办公桌，但员工只有两个，都坐在左边的办公桌上。右边两张办公桌上面则堆满了杂物，当然也有不少未拆封的信件。
两个员工，一个年龄三十上下，穿衬衣，戴眼镜，瞧着挺斯文，正在看一份文稿。一个眉眼稚嫩，估计只有十七八岁，正在整理信件。
先回应杨乐怡的是年轻的那个，他放下手头的事，走近后先做自我介绍，再问：“你有什么事吗？”
杨乐怡同样做了个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想投稿。”
“你？！”
年轻人瞪大眼，上下打量杨乐怡，问，“妹妹仔你多大了？我们这里是杂志社，不是学校社团。”
杨乐怡问：“所以你们不接受未成年人投稿吗？”
年轻人被问住，挠挠头说：“那倒没有。”
杨乐怡从斜挎包里取出文稿，递向年轻人说：“这是我写的小说。”
办公室并不大，两人的谈话都进了郑鸿耳朵，原本他不打算管，接收新人投稿是阿兴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从大量投稿中，筛选出认为不错的文章。
但他正在看的这篇文章内容空泛，没什么趣味，他的注意力很快被两人之间的对话吸引。杨乐怡话音里的自信，让他忍不住好奇她是否真对自己的作品这么有信心。
于是不等阿兴再开口，郑鸿便开口说：“把稿子拿给我看看吧。”
阿兴闻言不再迟疑，从杨乐怡手里接过文稿，送到郑鸿手里。
杨乐怡也跟着走过去，站在离郑鸿办公桌不远的位置。后者接过文稿，念出扉页的文名：“阿珍的故事？”
话落看一眼杨乐怡，指了指靠边靠墙摆放的长椅说，“你可以坐着等一会。”
杨乐怡应声，走到长椅前坐下。
阿兴虽然惊讶杨乐怡小小年纪就来投稿，但本性是个热心人，怕她口渴，很快倒了杯茶过来，又安慰说：“你不要紧张，郑哥人很好的。”
“谢谢。”
杨乐怡道谢，接过茶杯却只是捧在手里，没有喝。
其实像《华侨文阵》这样的小型刊物，经常有学生来投稿，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但在未成年中，杨乐怡年纪也够小的。
而杨乐怡这个年纪的孩子，虽然从小就上华文学校，但这只是补充教育，学期内只每个周末上几小时课。暑假课程能安排得充足一些，但华文要学的太多，这点时间依然不够。
再加上学校教的虽然是国语，但老一辈会说的少，学生们回家后还是说粤语或者台上话。而到了学校，交谈又以英文为主。
学习时间短，加上没有语言环境，杨乐怡这一代的华人小孩，国语说得都不怎么样，更不必说华文写作。
也因为这样，来投稿的学生虽然不少，可过稿率并不高。
郑鸿见过太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学生，虽然好奇杨乐怡哪来的自信，但对她写的故事并不看好。
所以哪怕看到她递过来的文稿厚厚一叠，粗略估计至少有三万字，但他依然选择让她坐在一旁等待，而非回去等消息。
他认为，要不了五分钟，他就能告诉杨乐怡审稿结果。
但郑鸿再抬起头，已经是半个小时后，他已经看完了全部文稿，剧情断在关键点，像钩子吊住了他的胃口。
抬头时，他想说的是：“只有这么多吗？后面的内容呢？”
但当他看清椅子上的身影，发热的头脑便冷静了下来，到嘴边的话变成了：“这篇小说真是你写的？”
杨乐怡起身说：“是我写的。”
郑鸿想说怎么可能，虽然论文采，这篇小说谈不上如何斐然，甚至他回想起来，都想不出文里用过什么成语或者俗语。
而他们报刊发行量虽然不大，但销量一直很稳，在华文报刊行业小有名气，长期合作的作者中不乏辞藻华丽，诗歌散文信手拈来的。
跟那些人比起来，杨乐怡投搞的这个故事，文笔实在不算什么。
郑鸿想不起这个故事用了什么成语，但他能轻易回忆起，一些使用成语能读起来更干净利落的语句。
凭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国语词汇量不足。
可能有人会想，词汇量不足，这故事能好看？
但在实际写作中，用词精准与否，往往比词汇量是否充足更重要。
简短精炼是一种文风，辞藻华丽又是一种文风，大多数人很难两头都占，能在一方面深耕足以。
杨乐怡送来的这本小说，文风没有到简短精炼的程度，但已经有了雏形。有些部分表达上虽然累赘了些，但完全没有词不达意的废笔。
这种水平，别说唐人街的新生代，就算国内是从小受着熏陶长大的孩子，在杨乐怡这个年纪也很难达到。
但小说作者华文词汇量明显不足这点，又让郑鸿有点迟疑。
因为杨乐怡这个年纪，确实可能词汇量不足。至于她小小年纪用词便如此精准，可能是天赋？
想到这里郑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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