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招工，我给咱俩都报了名。要是考上了，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
河生愣了一下：“我？我还上学呢。”
“你傻啊？”河大推着车子往前走，“上学不就是为了挣钱？考上电厂，端上铁饭碗，比啥都强。”
河生没吭声，跟在后面走。回到家，母亲正在灶房做饭，烟熏火燎的。河大把招工的事说了，李改莲放下锅铲，擦了擦脸上的汗：“河生才十四，人家要吗？”
“虚岁十五了。”河大说，“我问了，初中毕业就行。河生今年毕业，正好。”
李改莲看了看河生：“你想去？”
河生低着头，半天才说：“我想上高中。”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着，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泡。
“上高中有啥用？”河大说，“上完高中还得考大学，考上了还得念四年，这得花多少钱？咱家供得起吗？”
河生还是低着头：“我可以考师范，师范不要学费。”
“师范出来当老师，一个月几十块钱，还不如电厂一半！”河大的声音高起来，“河生，你听哥的，咱不是念书的命。爹没了，家里就我一个劳力，你嫂子年底就要过门，处处都得花钱。你早点挣钱，帮衬帮衬家里，等以后条件好了，想学啥再学啥。”
河生抬起头，看着大哥。大哥今年二十二，脸上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眼睛里有血丝，嘴唇干裂着。他想起大哥昨天去镇上，是去借钱的——嫂子的彩礼还差三百块，实在凑不出来了。
“行。”河生说，“我去考。”
李改莲转过身去，往锅里下红薯面。她的手有点抖，红薯面洒出来一些，落在灶台上，白的。
那天晚上，河生睡不着。他和大哥睡一铺炕，大哥打呼噜，一声接一声。窗户纸透进来一点月光，朦朦胧胧的。他听见隔壁屋母亲翻身的声音，听见院子里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他想起德顺爷的话：好好念书，念出来就不用挖野菜了。
可他不念了。
第二天一早，河生又去了河滩。他还是去挖野菜，篮子挎在胳膊上，脚步比昨天慢。走到那片柳树林，他停下来，看着黄河。
黄河还是那个样子，浑黄浑黄的，慢慢悠悠地流着。河风吹过来，柳树枝条摇晃着，拂在他脸上。
他在柳树底下站了很久。
回去的时候，篮子里还是空的。
四月十二，河生和大哥一起去县城考电厂。
考场设在县电厂的职工子弟学校，一间大教室里，坐了五六十人。河生看了看周围的人，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中山装或者的确良衬衫，有的一看就是城里人，头发梳得光光的。
考题发下来，语文、数学两张卷子。河生翻了翻，不难。语文是作文，《我的理想》。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该写什么。他没什么理想，以前想过当老师，现在也不想了。最后他写：我的理想是让家里过上好日子。
数学他做得快，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检查了一遍，发现一道应用题做错了——他算错了百分比。改过来，又检查了一遍，交了卷。
走出教室，大哥在门口等着。
“咋样？”
“还行。”
河大拍拍他的肩膀：“走，哥请你吃烩面。”
兄弟俩找了一家面馆，一人要了一大碗羊肉烩面。河生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把汤都喝干净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饭馆吃饭。
回村的路上，河大骑着自行车，河生坐在后座上。土路不平，车子颠来颠去，河生一只手抓着车座，一只手按着膝盖上的书包——书包里装着母亲给烙的饼，还有两本书，一本物理，一本化学。
“哥。”河生忽然开口。
“嗯？”
“你说，上海有多远？”
河大愣了一下：“上海？那远了吧。得坐两天火车吧。问这干啥？”
“没事。”河生说。
自行车继续往前骑，扬起一路黄土。麦田从两边掠过，麦苗刚返青，稀稀拉拉的。远处，太行山的影子隐隐约约，青灰色的，像一道墙。
河生看着那山，心想：翻过那道山，是不是就到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