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府学教授秦守正，今年五十八岁，管着府学的学田和学租，同时也兼着一些地方上的采买。
他的身份让他比其他六个人更接近官府，也让他更清楚朝廷这些年的变化。他一直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听着，偶尔端起茶杯抿一口。
现在他终于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教书先生特有的平稳和清晰：“我来说一句吧，你们说的都有道理——税收重了，利润薄了，日子不如以前好过了。”
“这些都是事实，我不反驳。但我还想问一句——在座的各位，有谁觉得咱们能像福建那样，硬扛到底？”
这句话一出，阁楼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不是风，不是动静，而是一种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之后形成的、无声的真空。
片刻之后，秦守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依然不高，依然平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讲台上放下来的一块砖：“没人觉得能扛，对吧？我也觉得不能扛。”
“既然不能扛，那咱们坐在这里发牢骚，发完了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是凉的，但他没有皱眉，慢慢咽了下去，像是那口凉茶正好能润一润他刚刚说了太多话的喉咙。
阁楼里安静了，那种安静和之前都不一样——之前的安静是震惊的安静，是难以置信的安静，是还在消化消息时的那种茫然的安静。
而现在的安静，是所有人都已经把消息消化完了、把愤怒也释放完了、把恐惧也掂量过了之后，面对着“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沉默。
那种沉默更沉，更重，更像是一块压在桌面上、没有人能抬得动的石头。
方世昌第一个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海风灌进嗓子里的那种干涩：“接下来怎么办？我的船队在港里停了四天了。”
“走货的船，哪一艘不是几十万两银子的本钱？以前走一趟吕宋，回来的时候货舱装满，能赚十倍。以后走一趟吕宋，回来的时候银子还在，但交完税，赚的就只有以前的两、三倍了。”
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被风浪拍打过太多次之后的疲惫：“船队不能一直停着——船停了，水手就要吃饭，码头就要付租金，货舱里的货就要发霉。我只能走，哪怕赚得少了，也得走。”
林文远接过了话头，他的声音依然平稳，但带着一种冷峻的、像是已经算过无数遍账目之后的笃定：“林家绸庄的账，我已经让人算过三遍了。”
“上等丝绸占林家出货的六成，五税一之后，利润只剩以前的一半多。”
“但这还不算完——商税一加，地方上那些以前靠‘通融’过日子的衙役、税吏，日子就不好过了。”
“以前他们能从咱们的‘通融’里捞到油水，以后朝廷的税制清清楚楚，他们想伸手就得掂量掂量。”
“但正因为伸手的难度变大了，他们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他的目光微微转向沈德润：“沈兄，你是本地士绅中最有威望的。你看，这事我们能不能和知府衙门通个气，看看他们对商税的执行会是什么尺度？”
沈德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了：“通气的办法，有。但通完气之后，能改变什么？知府衙门也得按朝廷的规矩办，这是圣旨，是已经定下来的事。”
“我们去找知府，知府最多说一句‘本官按律行事’。他能给我们网开一面吗？不能。他会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替我们偷偷减税吗？不会。因为朝廷的锦衣卫、东厂、西厂，都在盯着。”
他停了一下，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与其去通气，不如想想怎么在规矩里面找到自己的活路。新规之下，谁先适应，谁就先活下来。”
方世昌的手又动了，这一次是握成了拳头，搁在桌面上，指节微微泛白。
他在心里盘算着船队下一步的走向——要不要减少高税货物的比例？要不要多运一些三十税一的民生货物？要不要调整航线，避开那些检查特别严的港口？他没有立刻回答，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胡敬之喝完了最后一口凉茶，放下杯子，杯底碰到桌面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阁楼里格外清晰：“药材行的账我也算过了。”
“药材走的是三十税一，影响确实不大。但我有一件事想问在座各位——朝廷收上来的税，会用来做什么？”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给这个问题一个落地的空间，然后继续说下去：“国库满了，就能修路、修桥、治水、赈灾。这些事以前朝廷也做，但做得拖拖拉拉、半半拉拉，因为银子不够。”
“现在商税收上来了，银子多了，如果朝廷真的把路修好了、桥修通了、水治好了——那多交的那点税，就当是咱们替自己修了一条路，也不是完全不划算。”
周守业点了点头：“我娘常说一句话——‘买卖不是一天做的，日子不是一天过的。’咱们这一代人遇到这样的天子，是命。”
“但咱们熬过去了，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用再熬了。”
“如果《正德会典》真的把商税、国营铺子这些事都定下来了，那以后朝廷的规矩就是铁打的。”
“咱们这代人把规矩守住了，后人就不用再为同样的事提心吊胆了。”
陈守谦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苦涩，是无奈，还是认命，也许都有：“我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太多次了。”
“以前朝廷收税的时候，商人们还能去南京找门路——南京六部近，本地官员多少能通融。”
“现在南京六部撤了，门路没了。就算想找门路，也得去北京。北京那么远，门那么深，咱们这些做小买卖的，连门槛在哪里都摸不着。”
方世昌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年轻时才有的锐气：“海商的路，不会被税堵死。以前走吕宋、走爪哇，卖的是香料、珍珠、象牙。”
“以后这些货走的是三税一，利润薄了，但还能走。倒是那些以前不走海路的人——他们会不会因为税高了就改走别的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海上的路，不是靠嘴皮子走出来的。”
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嘴，像是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林文远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午后的光已经从明亮变成了昏黄。
他把那杯一直没喝的茶端起来，一饮而尽——茶是凉的，咽下去的时候他微微皱了一下眉，但没有停下。
他放下茶杯，整了整衣冠，声音恢复了那种平静的、读书人特有的从容：“就这样吧，我先走了。回去还要算账，绸庄的账目得重新理一遍。”
“一匹绸缎从蚕丝到织成布，从布到染成色，从色到裁成衣——每一道工序的成本都得重新算。以前按旧税算的账，全得推倒重来。”
他说完就站了起来，朝众人拱了拱手，然后转身走向楼梯。靴子踩在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有节奏的声响，从近到远，从大到小，最后消失了。
方世昌也跟着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袍角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目光扫了一圈，然后笑了笑——那笑容比他进门时轻松了一些：“我也走了，回去看看船队，想想下一趟货怎么走。路是死的，人是活的。”
他走了，脚步稳健有力，像是重新找到了某种确定感。
接着是胡敬之，他站起来的时候还带着那本账册，朝剩下的人点了点头：“药材行那边也等着回话，我先走了。”
然后是周守业、陈守谦，他们也相继起身，简短地告辞，沿着楼梯往下走。
秦守正坐在那里没有动，端着一杯新沏的热茶，看着一个接一个的人起身离开，像是看着一场雨慢慢停下来。
阁楼里只剩下沈德润和秦守正两个人了，沈德润把那张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收一件重要的东西。
秦守正放下茶杯，开口了：“泽之兄，你心里怎么想的？”
沈德润沉默了一会儿，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微微眯起，望向窗外那片被斜阳染成暖金色的江面：“我在想——咱们今天坐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也许都会被人记在某个地方的册子里。”
秦守正微微一愣，随即明白了沈德润的意思。他没有接话，只是也望向了窗外。
那片江面在斜阳的映照下泛着一层暖金色的光，那些桅杆、那些船帆、那些在水面上划出长长波纹的船影，都在那层光里静静地浮动着，像是在用沉默回答他心里的那个问题。
沈德润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朝秦守正拱了拱手：“守正兄，我先走一步。明天还要去县学看犬子的课业，家里那头也得交代几句。”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什么，然后又说了一句，“这五等商税，确实来得突然。但既然来了，就得接着。咱们能做的，就是把账算清楚，把路走稳当。别急，别慌，别做那个被人记在册子里的人。”
他说完就转身走向了楼梯，脚步声沉稳而缓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已经被江水冲刷过无数次的石阶上，稳当，踏实，不急不躁。
秦守正一个人坐在阁楼里，窗外钱塘江的潮水还在拍着堤岸，一声一声，不急不缓。江面上那些船的影子在渐渐暗下来的天光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像是正在被暮色一点一点地吞进去。
他坐了很久，久到江风把茶壶里的最后一点热气也吹散了，久到窗外的天光从昏黄变成灰蓝，又从灰蓝变成墨色。
然后他也站起身来，没有急着走，而是先走到窗口，把半敞的窗子又推开了一些。江风裹着水汽灌进来，吹在他脸上，带着微凉的感觉。
他站在窗前，看着那片被暮色笼罩的江面。对岸的灯火已经亮起来了，一点一点地，像是有人把一把碎金子撒在了水边。那些灯火映在水面上，随着波浪轻轻晃动，像是在对他点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像是把这一天积压在胸口的所有东西都吐进了江风里，然后整了整衣冠，不紧不慢地转身，也沿着楼梯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