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了锦衣卫，管得了东西厂，但你管不了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
百姓要买便宜的东西，百姓要活下去。
谁挡了百姓的活路，百姓就会要谁的命。
说到这里，朱厚照顿了顿，目光扫过殿内所有人。
殿内几百个人被那道目光看得浑身发紧。
他们从那道目光里读出了很多东西——读出了皇帝不是在吓唬他们，是在说真的；读出了皇帝不是在演戏，是真的在乎百姓的死活；读出了皇帝不是在作秀，是真的会杀人。
“米面粮油盐铁布等物资，乃黔首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价格上涨一分一毫，都会引起天下万民动荡，社稷不安。”
朱厚照的声音在殿内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石头上一样清晰。
“朕，绝不允许有人在这方面打任何主意。如有，你们最好祈祷别被朕的锦衣卫与东西厂发现。”
殿内的沉默持续了很久，几百个人跪在那里，几百个人低着头，几百个人在心里默默地把皇帝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咀嚼了一遍又一遍。
王鏊跪在文官队列的最前面，额头贴着金砖，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盘算着——国营司的设立、国营店铺的铺开、价格的统一管理、民间商贾的价格限制。
这一整套下来，户部要增加多少工作量？要增加多少官员？要增加多少银子？
他没有算清楚，因为他被那“夷三族”、“抄家灭族”吓住了。
他在想，如果下面的店铺出了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能不能保住脑袋？
焦芳跪在王鏊旁边，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他是吏部尚书，管着天下文官的选任、考核、升迁、黜陟。
国营店铺的掌柜、伙计、账房，虽然不全是官员，但也需要有人去管、去派、去考核。
这些人从哪里来？
从各地选拔。
选拔的标准是什么？
怎么考核？怎么奖惩？出了问题怎么追责？
皇帝给了户部一个大摊子，但吏部也要跟着忙。
张昇跪在焦芳旁边，想的却是科举的事。
国营店铺需要大量的账房、掌柜、伙计，这些人不需要是进士，不需要是举人，甚至不需要是秀才。
他们只需要会算账、会管人、会做生意。
这些人从哪里来？
从民间来，从那些考不上科举的读书人中来，从那些世代经商的商人家族中来，从那些在店铺里当了几十年伙计的老账房中来。
科举改革加考实务，也许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官员，也是为了培养这些人才。
殿内几百个人，几百种心思。
就在殿内的空气几乎凝固的时候，朱厚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他的语气比刚才更加郑重，每一个字都像是用铁锤砸出来的。
“另外，凡遇到突发天灾时，任何人不得囤积居奇，高价售卖米面粮油等商品。如有，一经查实，同样族诛！”
天灾——不是如果，是必定。
大明两京十三省，每年都有地方发生水灾、旱灾、蝗灾、地震、台风。
今年浙江发大水，明年河南闹旱灾，后年陕西闹蝗灾，大后年广东刮台风。
没有一年是太平的，没有一年是没有天灾的。
天灾一来，粮食就会短缺。粮食短缺，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百姓就吃不起饭。百姓吃不起饭，就会闹事。闹事的人多了，就成了民变。民变一起，就是天下大乱。
这是历朝历代都逃不掉的规律，是每一个皇帝都做过的噩梦，是每一个官员都害怕面对的局面。
以前，天灾来了，朝廷发赈灾粮，但赈灾粮常常不够。
不够怎么办？
朝廷向商贾买粮，商贾趁机涨价，平时卖一两的粮食，天灾时卖三两、五两、十两。
朝廷买不起，百姓更买不起。
商贾囤积居奇，等着价格涨到最高点再出手，赚得盆满钵满。
百姓饿死在路边，商贾的粮仓里堆着发霉的粮食。
朝廷拿他们没办法，因为没有法律禁止囤积居奇。
商贾说，我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善事。
你出不起价，就别买。
朝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饿死，看着民怨沸腾，看着天下动荡。
但现在，皇帝说——族诛。
不是罚银子，不是打板子，不是关大牢，是杀你全家。
你囤积居奇，你高价售卖，你发国难财，你就别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
你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叔伯、婶婶、岳父、岳母——全部陪着你一起死。
殿内文官们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那是一种深入到骨髓里的恐惧，是一种被逼到绝路上的绝望。
因为他们太清楚了，天灾来的时候，粮食不够的时候，商贾一定会涨价。
不是因为他们坏，是因为市场规律。
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上涨。
这是几千年来不变的道理，但皇帝不管这些，皇帝只知道——你涨价了，百姓就吃不起饭了。
百姓吃不起饭了，就会闹事。
闹事了，天下就乱了。
天下乱了，他的改革就推不下去了。
所以他要杀人，杀那些涨价的人，杀那些囤积居奇的人，杀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杀到没有人敢涨价为止，杀到没有人敢囤积居奇为止，杀到没有人敢发国难财为止。
朱厚照的声音没有停，继续响着：
“同时，天灾人祸时，各地知府县令均有权平价强征各地商贾豪绅店铺里的米面粮油等物资赈灾。”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殿内文官队列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平价强征——“平价”二字，是百姓的福音，却是商贾豪绅的噩梦。
天灾时粮价飞涨，平时一两的粮食能卖到三两、五两、十两。
朝廷按平价征，按一两征。商贾花一两买的粮食，朝廷一两征走，商贾不赚不赔。
但商贾本来可以卖五两、卖十两的，现在朝廷一两征走了，他就赚不到那四两、九两的差价了。
他不甘心，但他不敢拒绝，因为拒绝就是抗命。抗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诛九族。
殿内又有人的脸色变了，那些人，是家里开着粮铺的，是和商贾有来往的，是靠着商贾的孝敬过日子的。
他们太清楚了，天灾一来，知府县令拿着皇帝的圣旨去强征粮食，商贾们怎么办？
给，亏钱；不给，丢命。
给还是不给？
当然是给，命比钱重要，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商贾们会把粮食交出来，咬着牙交出来，哭着交出来。
然后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减少进货，会缩小规模，会关掉店铺。
因为在天灾面前，做粮食生意已经不是买卖了，是赌命。
“如遇抵抗、拒缴，可以谋反罪，先行拿下！”
“后经查实，上报朝廷，一律抄家灭族！”
“谋反罪”三个字，让殿内文官们的心里猛地一沉。
先行拿下——不需要上报朝廷，不需要等皇帝批准，不需要走任何程序。
知府说你是谋反，你就是谋反。县令说你是谋反，你就是谋反。
拿下了，关进大牢，等着朝廷来人审。
审完了，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
就算最后查出来是冤枉的，人也在大牢里面待了不知道多长时间。
朱厚照说完了，殿内安静了下来。
那种安静，比之前更沉，更重，更让人喘不过气来。
几百个人跪在那里，几百个人在消化皇帝刚才说的每一个字。他们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动着，像几百台被烧得发烫的机器，拼命地运转，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文官队列的前列响了起来。
“陛下，天灾期间，商贾豪绅囤积居奇，确实该杀。但，各地知府县令有权强征商贾豪绅的米面粮油等物资，是否太过于蛮横、霸道？”
王鏊跪在文官队列的最前面，额头贴着金砖，但他的声音很稳，稳得不像是一个正在害怕的人说出来的。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殿内几百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王鏊身上，那些目光里有惊讶——他怎么还敢说话？
有担忧——他会不会被皇帝拿下？
有幸灾乐祸——让你出头，让你多嘴，看你怎么收场？
有敬佩——这个时候还敢站出来说话，不管对不对，至少有种。
但王鏊不在乎那些目光，他的目光落在御座上的皇帝身上，等着皇帝的回答。
他不能不说话，他是户部尚书，是未来国营司的最高主管，是天灾时强征粮食的具体执行者之一。
皇帝给了地方官强征的权力，但地方官强征的时候会不会乱来？
会不会借机勒索？
会不会公报私仇？
会不会把不该征的也征了？
会不会把不该杀的也杀了？
这些问题，他必须问。
不是为商贾求情，是为制度把关。
如果强征的权力被滥用，后果比商贾囤积居奇更可怕。商贾囤积居奇，饿死的是百姓。
官员滥用强征权，饿死的也是百姓。
百姓死了，天下就乱了。天下乱了，他的改革就推不下去了。
他不能看着皇帝因为一时之怒，把大明的江山社稷推到悬崖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