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能产出能销货，成本线压得比我们低！至于海上通路……”
他转向伯恩斯，声音压得又低又急，“去告诉太古的人、会德丰的人，还有所有看我们脸色吃饭的船东和码头管事——从今天起，凡是挂着黄河实业名字的、哪怕只是疑似替他们运货的船，优先级一律调到末尾！装卸时间按最长的算！泊位？让他们在锚地等着吧。”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我要让何飞的钢厂断粮，让那些造好的汽车在仓库里锈成废铁。”
伯恩斯立刻应声：“明白。”
这便是航运霸权的最终呈现方式，直白，甚至粗野，但在这座靠港口呼吸的城市里，足够让任何挑战者窒息。
“还有，”
亨利补充，每个字都像从齿缝里挤出来，“去敲打那些靠我们活的小供应商，谁敢偷偷给黄河送一块砖、一袋水泥，就是站到了怡和的对立面。
让他们自己琢磨后果。”
绞索又一次收紧，这一次，绳子上缠满了铁刺。
港口的压迫很快显出了形状。
维多利亚港外锚地，一艘万吨货轮已经漂了三天。
船身漆着褪色的巴拿马旗，船舱里塞满了山西运来的无烟煤。
船长第三次抓起通讯器，听筒里传来的依然是那个疲惫而机械的声音：“怡和码头没空位，太古的泊位也满了，请您继续等待通知。”
“等到什么时候？延误交货的赔偿谁来担？”
船长冲着话筒吼，声音在狭窄的驾驶舱里撞出回音。
“我们也没办法……现在所有码头都先处理怡和、太古，还有日本人的船……像您这样替黄河运货的，只能往后排。”
代理公司的人语速很快，带着不易察觉的歉意。
相似的场景在香江各处码头重复上演。
运送铁矿石的船只被各种理由拦在港外，卸货时间一拖再拖。
一张看不见的红灯，在航运网络的各个节点同时亮起，只为黄河实业的货物。
钢厂的高炉还在吞吐火焰，但库存的原料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汽车厂情况稍好——早在几个月前，何雨注就下令暂停了普通车辆的接单，全力转向重型机械与港口设备的制造。
即便如此，将军澳那片预制场的水泥和砂石供应，也因运输链条的迟滞开始吃紧。
“怡和这次是直接抽掉了灶里的柴。”
阿浪站在何雨注面前，眉头锁得很紧，“送货的船漂在外面进不来，咱们的货堆在码头运不出去。
几家航运公司的人都在问，要不要先把货转卖到别处。”
“厂里还能撑多久？”
“钢厂的煤和矿石，最多十天。
汽车厂那边……大概一个月。”
“让所有船改道，去黄埔港卸货。”
“老板，那不等于还是运不回来？咱们不少货原本就是从黄埔出去的。”
“照做就行。”
“可这——”
“按我说的通知。
不愿意的船，随他们去。
货我们可以不要，运费照付。”
“……好。”
何雨注眼下并无更好的对策。
他只能再次动用那个只有自己知晓的方式——之前从九龙仓收进空间的东西，他已分批出手，为此跑了好几个国家，混在走私货里流转，痕迹抹得干干净净。
维多利亚港外，“太行号”
拉响汽笛，笨重地调转船头，朝着黄埔港的方向驶去。
其余运送煤炭与铁矿石的货船陆续跟上，在怡和系码头那道冰冷而刻意的“排队”
规则前，它们选择了暂时退离。
消息传回怡和总部时，亨利·凯瑟克向后靠进椅背，嘴角终于弯起一道细微的、久违的弧度。
接下来的日子里，快艇的引擎声反复割开珠江口的水面。
黄埔港与对岸之间的航线变得频繁。
那座以黄河为名的炼钢厂，高炉顶端的烟柱依旧每日升起；汽车厂的流水线上，机械的轰鸣也未曾停歇。
可某些人的笑容却从脸上褪去了。
这几乎成了他们最后一张能摆在台面上的牌。
如今牌面失效，手指便悬在半空，不知该落在何处。
黄河名下的企业从未触碰股市，连银行的借贷记录都寻不见。
资金的来路像沉在深潭底的石头，怎么也捞不着踪影。
一层套一层的空壳公司，加上那些无法追溯持有者的股权凭证，让追查变成徒劳。
时间就在这种僵持中滑到了1971年。
有人只能站在远处，看着葵涌湾的海水里沉下第一座混凝土巨箱，牙关咬紧却无计可施。
其间不是没有过别的动作。
试图通过地下渠道输送资源，借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来制造麻烦。
但西九龙总区里有个部门并非摆设，后来更直接派了人，日夜守在将军澳与葵涌两处工地外围。
这令某个英文名字的男人摔了杯子，骂出“穿同一条裤子”
这样的话。
骂归骂，又能怎样。
他也曾向廉政机构投过举报信。
查来查去，何雨注与那位外籍官员之间，账目干净得像洗过的玻璃，近来甚至连公开接触都极少。
连那位叫王翠萍的女性也被细细筛过——同样毫无破绽。
她早已搬去与余姓伴侣同住，这一手防的就是今天。
一九七一年，夏天刚冒头的时候。
维多利亚港西侧，葵涌湾的海风里掺着机油和海水咸腥的气味。
无数视线聚焦之处，由黄河实业集团投建的集装箱码头，第一期工程在经历诸多波折后，终于迎来启用的日子。
“老板，这么重要的场合，您真不到前面去剪彩、讲几句话？”
电话听筒里传来阿浪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