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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远是在一阵尖锐又熟悉的仪器报警声里，强行拽回意识的。
眼皮重得像灌了铅，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骨头像是被拆开重拼过一遍，喉咙干得冒火，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烧感。鼻尖萦绕的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更浓烈、更让人安心的医用酒精与无菌纱布气息——他知道，这里不是他晕倒的重症病房，而是专门为医护人员准备的隔离观察室。
天花板是白色的。正中间有一盏吸顶灯，圆形的，灯罩上有几道裂纹。裂纹从灯罩的边缘往中心延伸，像一条干涸的河床。灯没有开。房间里的光来自窗户——武汉冬天的阳光，淡得像是被水稀释过的柠檬汁。
他还活着。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胸口又是一阵熟悉的闷痛，心律不齐的老毛病，在长时间超负荷透支后，彻底爆发了。
“主任！您醒了！”
耳边传来一声带着哭腔的轻喊，是队里最年轻的护士小林。刘明远费力地掀开一条眼缝，看见她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护目镜上蒙着一层白雾，露在外面的眼睛通红，布满了血丝，眼下是两道深深的、被口罩勒出来的紫痕。
他想开口说话，喉咙却干涩得发不出声音，只能轻轻动了动手指。
小林立刻扑到床边，声音控制不住地发颤：“主任，您都昏迷快十个小时了！我们都快吓死了……院长、副院长一直打电话来问，您爱人也发了几十条消息，就等着您醒过来……”
十个小时。
刘明远心里猛地一抽。
十个小时，意味着病区里少了一个能做气管插管的主治医生，意味着他的队员们要扛下他所有的工作，意味着那些危在旦夕的重症患者，又多了一分危险。
他猛地挣扎着想坐起来，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刚一用力，眼前瞬间发黑，心脏狂跳不止，连带着整个脑袋都嗡嗡作响。
“主任您别动！医生说了，您是过度劳累、严重脱水、心律不齐急性发作，必须卧床休息，至少静养三天！”小林急忙按住他的肩膀，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您再硬撑，真的会垮掉的！”
静养三天？
刘明远盯着天花板上惨白的灯光，突然笑了，笑得喉咙发疼。
现在是2020年的武汉，是疫情最凶险、最吃紧的关头，病区里每天都有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他的队员们穿着重复利用的防护服，顶着垃圾袋做的简易隔离衣，一个人护理三名危重症患者，连轴转七十二小时都不敢合眼——他怎么可能躺在这里静养三天？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
手机不在。
他左右看了一下，在枕头旁边找到了。手机屏幕上有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同一个号码——淑芬。
红色的未接来电标记排成一列，像一串省略号。
“你们谁——”他的声音断了一下，嗓子干得像砂纸，“谁告诉她了？”
没有人说话。
“我问你们，谁告诉她了？”
“我没有。”站在床尾的周远说。他的防护服脱了一半，上半身是绿色的手术服，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截小臂。小臂上有一道一道的压痕——是手套边缘勒出来的。
“我也没有。”刘芳说。她的护目镜摘了，挂在脖子上，镜片上全是雾气结成的细小水珠，眼睛比之前更红了。
赵领队把手机放下来。“我们没来得及。你晕倒之后我们就把你送这里了。一直忙着监测你的生命体征——”
手机又震了。
第十八通电话。
屏幕上跳动的还是那两个字：淑芬。
刘明远拿起手机。他的手指还在抖。解锁屏幕的滑动动作他做了三次才成功。第三次的时候，他的拇指在屏幕上留下了一道歪歪扭扭的汗渍。
他拨了回去。
响了一声就接了。
“老刘？”
她的声音在抖。不是那种轻微的颤抖，是整个声带都在震动的那种抖。像是站在冬天的风里说话。
“嗯。”
“你怎么不接电话？”
他沉默了一秒。一秒钟很长。长到他能听到她呼吸的频率变了——从等待的呼吸变成了怀疑的呼吸。
“手机静音了。”他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
那种安静不是普通的安静。是所有的声音都被抽走了的安静。没有呼吸声。没有背景音。什么都没有。像是她把手机紧紧地按在胸口上，捂住了话筒。
然后她的声音从那种安静里浮上来。
“你骗我。”
三个字。没有愤怒。没有责备。只是陈述。像是在说“天是阴的”，像是在说“外面在下雪”。你骗我。三十一年了，她太了解他了。了解他每一个谎言的形状，了解他说谎时声音里那个微小的变化——声音会变轻，轻到像是怕被自己听见。
“淑芬。”
“嗯。”
“我没事。”
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着嗓子、捂着嘴、把所有声音都往回咽的哭。那种哭声他听过。儿子去北京上大学那年，在火车站，她就是这样哭的。哭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声音。她把所有的生音都吞回去了，吞进胃里，让它们在胃酸里消化掉。
“你答应过我的。”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条被石头截断的溪流。“每天报平安。你答应过我的。”
“下次不会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他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窗外的武汉，天快亮了。不是真正的亮，是那种冬天清晨五点半的亮——天是深蓝色的，不是黑的，但也不是蓝的。是一种介于黑和蓝之间的颜色，像旧被单洗了太多次之后的那种褪色的靛蓝。
长江大桥上的灯还亮着。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桥的轮廓。桥上的路灯排成两列，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发光的带子。带子横跨在江面上，把长江的两岸缝合起来。
“老刘。”
“嗯。”
“你那边……怎么样？”
他想了想。
想了很多东西。想起张秀兰插管后血氧从八十七升到九十五，想起那个退休物理教师的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想起陈大爷说“我修过鹦鹉洲长江大桥”。想起鹦鹉洲长江大桥的样子——红色的桥身，像一道彩虹跨过长江。想起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这是我们武汉人修的”。想起自己站在陈大爷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回九十八。
“今天救了七个人。”他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然后王淑芬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跟一个不在场的人说话。
“爸还一直念叨着你。”
李明远的眼泪掉了下来。
不是一滴。是很多滴。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淌。流到嘴角，咸的。流到下巴，滴在枕头上。枕套是白色的，眼泪落上去，洇出一个深色的圆点。圆点慢慢扩大，像一滴墨落进水里。
他没有擦。
手机贴在耳朵上，烫的。不是机器的温度，是她在那头呼出的热气，通过几百公里的光纤和无数个信号塔传过来，传到他耳朵里，传到他心里。
“老刘。”
“嗯？”
“我也报名了。”
他握着手机的手指僵住了。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她的声音平静了。不是那种伪装的平静，是真的平静。像一潭被风吹过的水面，涟漪散去之后，重新变得光滑如镜。“我带队。二月二号出发。”
“老刘，你在听吗？”
“在。”
“你不劝我？”
他张了张嘴。想说很多话——说你的肾小球肾炎、乳腺癌稳定了吗？说你的腰不好不能长时间穿防护服，说家里有孙子要带，说我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留在家里。他想把这些花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做成一条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把她留在牡丹江。
但他没说。
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拦不住她。三十一年了，他从来拦不住她。就像她也拦不住他一样。
“不劝。”他说。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是真的笑。不是气的。是那种嘴角往上弯、眼睛也弯的笑。
“你什么时候报名的？”他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天更亮了一些，从靛蓝变成灰白。桥上的路灯灭了，一盏接一盏，像是谁沿着桥身一路吹灭了蜡烛。
“正月初二。”她说。
正月初二。省卫健委的通知发下来的那天。他站在哈尔滨的阳台上抽第三根烟的那天。她在电话里说“我等你回来”的那天。
“你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她的声音低下去，“我就填了报名表。”
刘明远闭上眼睛。
他想起那天晚上。他挂掉电话之后，站在阳台上，把空烟盒捏扁又展开，展开又捏扁。他想起自己回到办公室，开始写三十个人的名单。他想起自己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圈。
而她，在四百公里之外的牡丹江，坐在他们的卧室里，打开电脑，下载了报名表。报名表的第一栏是“姓名”。她打了三个字：王淑芬。第二栏是“专业”。她打了四个字：儿科医学。第三栏是“是否服从调配”。她打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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