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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长柏他爹的发家史，要从1907年说起。
那一年，顾长柏刚出生。他祖父顾溶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当总办，手里攥着公家印把子，心里头却打着自己的算盘。
银行里的钱堆得像小山，每天经手的流水哗哗响，顾溶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元，心里很火热。
于是就从银行“借”了二十万。
这事儿搁现在叫挪用公款，搁那时候叫“拆借”。
顾溶跟几个同行打点好了，账面上做得漂漂亮亮，谁也看不出窟窿。
他把这二十万交给了他儿子——顾长柏他爹，顾维翰。
顾维翰那年二十出头，在上海滩已经混了几年，脑子活泛，胆子也大。他接过这二十万，加上家族手里头的流动资金，凑了三十万，开始了一场豪赌。
他先投了钱庄。钱庄是当时上海滩最赚钱的行当之一，利息高，周转快，只要你信誉好，钱生钱跟下崽似的。
顾维翰投了三家，占股不大，但足够他摸清门道。然后他开始买黄金。黄金这东西，自古就是硬通货，乱世更是宝。
顾维翰一口气买了几批，存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跟汇丰的买办搭上了关系，建立了拆放往来——说白了，就是能借到洋人的钱了。
运气来了挡不住。
1907年，印度金矿大罢工，全球黄金供应骤减，伦敦金价暴涨。顾维翰手里的黄金三天涨了百分之三十，净赚四万五。
他乐得合不拢嘴，赶紧又追加了仓位。黄金在高位震荡了几个月，他来回倒手，累计盈利九万。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手里攥着近四十万的资本，在上海滩已经算得上号了。
但他没急着享受，而是开始布局钱生钱的另一条路——放贷。
江浙一带盛产丝绸和棉纱，每年出口量巨大，棉商需要大量资金周转。
顾维翰看准了这个机会，开始对出口棉商放贷。利息不高，但胜在稳定，旱涝保收。同时，他还代理了嘉定、太仓、昆山、松江、苏州一带的官方税收和汇款业务。
官府的钱走他的账，利钱归他，这本万利的买卖，让他的资本迅速膨胀。
1908年，他的资产已经从最初的三十万滚到了近百万。
1910年，上海爆发了一次严重的橡胶股灾。股市崩盘，无数人倾家荡产，跳黄浦江的都有。
顾维翰却因为一个习惯躲过了这场灾难——他不炒股，他只买黄金。在他看来，股票是纸，黄金才是真金白银。股灾那年，他不但没亏，反而趁低吸纳了不少优质资产，又大赚了一笔。
更重要的是，他囤积黄金的习惯，在清末白银持续贬值的大背景下，成了一种天然的对冲。
1908年到1910年，金银比从一比三十五跌到一比三十八，白银越来越不值钱，黄金却越来越坚挺。
顾维翰手里那几千条金条，不但没贬值，反而相对升值了百分之八。这叫什么？这叫老天爷赏饭吃。
进入1910年代，顾维翰开始从金融转向实业。他先是投资了缫丝厂，入股了上海永泰丝厂，同时在嘉定、昆山设立收购站，直接从农民手里收蚕茧，减少了中间环节。然后他又进口美国设备，建起了机器面粉厂——嘉丰面粉厂。
面粉厂的生意好得出奇。那时候中国连年灾荒，军阀混战，粮食价格飞涨。嘉丰面粉厂生产的“嘉丰牌”面粉，质量好，价格公道，不光在国内卖得好，还出口到了朝鲜和日本。1911年，嘉丰面粉厂成了顾家的现金奶牛，每年净赚十几万。
有钱了，他瞄准了来钱更快的金融业。
1912年，顾维翰联合宁波帮的几个大佬，以自家钱庄为基础，成立了嘉丰商业银行。他占股百分之六十，控股。
银行一成立，就承接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代理业务，管理军饷发放，吸纳富商大户存款。那时候军阀发军饷，经常用嘉丰银行的票子，因为信誉好，兑现快。
军队的饷银过他的手，利钱归他，这本万利的买卖，让他的资本再次翻番。
民国初年，白银继续贬值，顾维翰手里的黄金又升值了。他每年固定买入一千条金条，存在汇丰、花旗的保险柜里，谁也动不了。
这些金条，后来成了顾家穿越数次经济危机的“压舱石”。
1913年，顾维翰开始布局纺织业。他看准了棉纱市场的前景，花了十五万入股德大纱厂，占股百分之十。
同时，他进军内河航运，买了两艘500吨的小火轮，开通了苏州到上海的货运航线。航运业利润不高，但胜在稳定，而且能帮他打通物流渠道，为自家工厂运输原料和产品。
1914年，一战爆发。这是顾家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一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打仗，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四年”。纺织、面粉、缫丝，全都供不应求。
嘉丰面粉厂的日产从一千袋涨到三千袋，还是不够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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