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沉甸甸的字眼砸进耳膜。
丁修脑子里那根断档的神经，突然被接上了。
一切都结束了。
1945年的绞肉机已经停止转动，现在属于战后。
老天爷没有让他在那片燃烧的废墟里痛快的化为灰烬，而是硬生生把他从火坑深处捞了上来。
不惜用最好的药把他治好，然后再把他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全世界参观。
这真是一个操蛋的玩笑，简直把节目效果拉满了。
丁修在心里冷冷的骂了一句。
接下来的时间，对丁修而言变成了一种凝固的折磨。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
他被死死的关在长宽不过三米的单人牢房里，四周是包着软垫的白色墙壁。
头顶那盏大功率的白炽灯二十四小时亮着。
不分昼夜，从来没有熄灭过半秒。
灯光刺得眼睛止不住的流泪，他大部分时间只能把眼皮紧紧闭上。
内卫士兵两班倒，每班四个人，全副武装。
两个人站在厚重的铁门内，两个人站在门外。
几双充满敌意的眼睛死死的盯着铁床上的每一个微小动作。
哪怕他只是咽一下口水或者被绑住的手指无意识的抽搐一下都会引来警卫枪口的移动。
没有任何隐私，睡眠，进食，排泄，一切生理活动全在极度透明、毫无尊严的注视下进行。
护士端着托盘来给他换药打针的时候。甚至有两名士兵直接把波波沙冲锋枪的枪口抵着他的太阳穴。
只要他有任何试图反抗的举动，就会立刻开枪打断他的四肢。
伤口再慢慢愈合。
苏联人把最珍贵的盘尼西林一针接一针的打进他的静脉，为了不让他因为感染死掉，这帮斯拉夫人下了血本。
那个给他处理骨折和切除坏死组织的军医老头，每次缝合创口的时候，手法粗暴直接，但走针极度精巧。
有一次丁修看着那个满头大汗、连麻药都不打多少的军医，嘴角硬生生扯出一抹嘲弄的笑。
“这缝合手艺把烂肉补得这么平整。”
“你人还怪好的嘞。”
老军医显然听不懂这句来自未来的网络阴阳怪气。
他只是狠狠的瞪了丁修一眼，用粗俗的俄语骂了一句纳粹野狗。
然后用力把带血的纱布勒到最紧疼得丁修倒吸冷气。
日子在惨白的光晕下被无限拉长。
漫长，单调，足以把任何正常人的理智碾碎。
普通的战俘如果被这种剥夺睡眠、绝对静音和完全监控的方式折磨一个月。
精神防御早就土崩瓦解，会跪在地上求狱卒给个痛快。
但丁修没有，不要求长官来谈条件，不抗议灯光刺眼，也不绝食。
军医给什么药他就吞什么药，护士塞进嘴里的哪怕是带着酸馊味的黑麦糊糊，他也面无表情的一口口嚼碎咽下去。
情报官经常站在隔壁房间的单向玻璃后面死死观察他。
这些见多识广的审讯专家感到极度困惑。
这个号称东线最冷血的党卫军连长，这个以一己之力扛住数次装甲冲锋的屠夫。
为什么在成为阶下囚后，安静得就像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橡胶皮囊。
没有狂热分子的咒骂，没有绝望者的抽泣，什么都没有。
他们不知道，丁修早就不在乎了。
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
到了这个月份地堡里的那些大人物骨灰早被风吹散了，国会大厦的石头台阶也被红军清洗干净了。
外面的世界正在按照历史书上的刻度飞速改变。
柏林被一道无形的墙切开，铁幕即将降下。
而他，现在只是一件用来被摆上法庭用来盖章定罪的证物，证物是不需要有喜怒哀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