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尘。”劳伦斯医生说，“吸进去的。一天一点，一天一点，积了几年，就变成这样。”
他直起身，看着窗外那些烟囱。
“她们不是痨病死的。是吸自己吐出来的线头，活活憋死的，我想应该命名为尘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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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报纸上登出了一篇报道。
标题很长：
“棉纺厂女工之死——劳伦斯医生解剖证实，肺中充满棉尘纤维”
下面是劳伦斯医生的亲笔证词，详细描述了解剖的过程、显微镜下的发现、以及结论。
再下面，是工会的声明。
声明很短，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下去：
“即日起，伦敦东区各棉纺厂工人将举行罢工，直至厂方提供有效的呼吸防护措施。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让活着的人，能活着走出来。”
罢工开始了。
第一天，一家工厂停了。
第二天，三家。
第三天，七家。
那些厂主们一开始还嘴硬，说“这是闹事”“这是刁民”。但报纸上那篇报道被反复转载，伦敦人都在议论那些“肺里塞满棉尘”的女人。
他们的太太从皮卡迪利回来，问他们：“你们厂里，有没有那种口罩？”
他们的女儿在学校里被同学问：“你爸爸的工厂，是不是会让人憋死？”
第四天，有一个厂主撑不住了开始向社会公开寻求有效的防护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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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寄出去的那天，伦敦下着小雨。
玛丽站在邮局门口，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被收进去，在柜台上堆着的那些信件和包裹中间，它不起眼得很。深色的粗布包着，麻绳扎紧，封口上盖着她的印章——那支羽毛笔，那朵野蔷薇，还有那个小小的M。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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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马车就停在加德纳家门口了。
简和伊丽莎白的行李已经搬上去，两个大箱子，还有几个小包裹——简那匹浅蓝色的布料，伊丽莎白那本诗集，还有给基蒂和莉迪亚带的几样小玩意儿。玛丽的东西最少，还是那个布袋子，装着那套象牙削笔刀和那方印章，还有几页没写完的草稿。
加德纳太太站在门口，拉着简的手絮叨了好一会儿——回去好好吃饭，别太累，有空再来。简一一应着，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加德纳先生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帽子，也絮叨着马车路上要小心，到了记得写信。
玛丽最后一个出来。
她走到马车前，正要上去，忽然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加德纳先生。
“舅舅，”她轻声说，“有句话想跟您说。”
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走过去，微微弯下腰。
玛丽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
“等我的新一卷书开始卖，您就过上几日，再去那些工厂走一趟。”
加德纳先生的眼睛微微睁大。
玛丽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肯定会有人愿意行动的。”
加德纳先生直起身，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恍然大悟。
“你是说……你那本书……”
玛丽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加德纳先生拍了一下脑门。
“哎呀，你这孩子——我早该想到的！那帮厂主别的不怕，就怕报纸上写他们。你那书一出，满城都在议论，他们还能坐得住？”
玛丽点点头。
“到时候您再去，不用多说，就问问他们还缺不缺货。”
加德纳先生看着她，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佩服，是惊讶，还有一点“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心眼”的意思。
“还是你聪明。”他说，声音里带着笑。
玛丽顿了顿，又开口。
“还有一件事。”
加德纳先生又弯下腰。
“如果能找几个贵族太太们用上这东西，”玛丽说，“那就更好了。她们用什么，底下人就想学什么。太太们戴了，先生们就会想，也许该给厂里的工人也配一配。”
加德纳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种压都压不住的笑。
“玛丽啊玛丽，”他摇着头，“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玛丽没有回答。
她只是笑了笑，转身上了马车。
简和伊丽莎白已经在车里等着了。简伸手拉了玛丽一把，让她坐稳。伊丽莎白掀开窗帘，往外看。
加德纳一家站在门口——加德纳先生，加德纳太太，还有几个仆人，都出来送行。
马车动了。
玛丽掀开窗帘，把手伸出去，挥了挥。
加德纳先生也挥着手，脸上的笑还没褪。
马车越走越远，那些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玛丽放下窗帘，靠在座位上。
简看着她。
“你跟舅舅说了什么？”
玛丽想了想。
“没什么。就是让他别急着再跑工厂，过几天再去。”
简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伊丽莎白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
“你肯定又在打什么主意。”
玛丽也笑了，没说话。
马车穿过伦敦的街道，穿过北区那些灰扑扑的房子，往乡下去。窗外的景色慢慢变了，房子越来越少，田野越来越多，天空越来越宽。
玛丽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第十二卷已经寄出去了。
弗朗西丝·沃斯通会替那些女工说话的。
那两个便士的口罩，会有人买的。
她想着想着，嘴角弯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