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事情可行，顺水推舟帮一把，孙家认他这个人情。
如果事情难办或者有风险，他也不用强出头，孙家也不会为了一个干亲硬压着他违规操作。
“他遇到什么难处了？”
邓元林放下筷子问。
钱国平打开身旁的黑色公文包，拿出那两份装订好的方案递了过去。
“他在海甸区弄了个网吧协会，搞得有声有色。
现在想往上走一步，弄个国家级的牌子。
这块业务归你们商业司管，你看看他这套方案。”
邓元林伸手接过方案。
他原本以为这就是个走后门要政策的常规操作。
随便翻开第一页，目光扫过标题和第一段。
邓元林的眼睛亮了一下。
方案的切入点，牢牢锁定了“未成年保护”。
最近这段时间，邓元林正被这件事架在火上烤。
前不久，《明亮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长篇通讯，标题叫《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文章一出，举国哗然。
全国的家长群情激愤，把网吧和电脑游戏视为洪水猛兽。
偏偏这个时候教育部正在全国中小学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提倡“信息化进校园”。
国家拨了巨款，给学校配备电脑教室，让孩子们学习计算机知识。
结果事与愿违。
孩子们放了学，全钻进了街角巷尾的黑网吧，沉迷于打游戏。
教育部的信访办每天都被家长的投诉信和举报电话塞满，强烈要求全面取缔网吧。
但教育部的管辖权限只在学校围墙之内，管不到社会上的营业场所。
于是，这股庞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怒火，直接传导到了文化部商业司。
在最近几次的跨部委协调会议上，商业司成了众矢之的。
教育部指责他们监管不力，导致社会环境恶化，影响了素质教育的推进。
司长在会上被点名抨击，憋了一肚子火，却又无从反驳，回来以后就把压力转到了他们几个副司长身上。
对于网吧这种伴随互联网爆发而产生的新兴业态，商业司确实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他们组织过执法队去街上查。
但网吧老板跟执法队打游击，前面封，后面开。
抓不胜抓，防不胜防。
邓元林迫切需要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监管抓手，来平息舆论，给上面一个交代。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陈浩的方案。
行业内部自律。
底层系统强制拦截未成年人身份证。
商业赋能提升网吧正规收入，挤压违规盈利空间。
后面附带的附件里，海甸区网吧的零违规记录，京都市文化局的大会表彰，以及五个区县带队考察的详细记录，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一个已经经过基层实践检验，并且得到京都这种政治高地认可的成熟方案。
由企业牵头出资，商业司只需要给个名分，就能把这套现成的管理模式套在自己头上。
邓元林看完最后一页，把方案合拢，放在不锈钢餐盘旁边。
他伸手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水。
钱国平坐在对面，看着邓元林的反应，没有催促。
邓元林放下茶缸，目光看着钱国平。
他没有立刻拍板定论。
在部委的位子上坐久了，说话办事都会留三分余地。
“国平，这个方案提的角度很新颖，切中了我们目前管理上的痛点。”
他把方案拿起来，卷成一个纸筒，握在手里。
“但成立国家级协会是件大事，需要走一整套审批流程。
我先把材料带回去，让司里的同志好好研究研究。”
说到这里，邓元林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了笑容。
“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这套模式真像方案里写的那么可行，我这边肯定大力支持。
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给你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