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的人，也是哲学家。咖啡馆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听多了，就懂了。”
莱奥看着她，没有说话。他转身走出营房，继续擦炮。
保罗的十米飞机开始做了。
他画了新的图纸，翼展十米，机身六米，两个座位。机翼用更长的竹竿，翼肋用更细的木条，蒙布用五层——底层是丝绸，第二层是薄纸，第三层是帆布，第四层是绸布，外层是亚麻布。五层缝在一起，用胶水粘在骨架上，绷得很紧。
雅各布帮他扶着竹竿，递工具，打扫木屑。施密特帮他抬木料，莱奥帮他撑蒙布。四个人忙了整整一周，骨架做好了。
“科恩先生，您看。”保罗站在那架飞机前面，眼睛里闪着光。
雅各布看着那架飞机。翼展十米，机身六米，比之前那架大了一圈。蒙布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木骨架的形状清晰地透出来。
“能飞吗？”他问。
“能。春天试飞。”
“飞多远？”
“两千米。”
“两千米。能飞过海吗？”
“不能。海至少五公里宽。两千米不够。”
“那就做十五米的。”
“先飞两千米。飞到了，再做十五米的。”
雅各布点了点头。他伸出手，摸了摸机翼。蒙布很紧，敲上去咚咚咚，像鼓声。
“保罗，”他说，“你以后会飞得很远。”
“您跟我一起。”
“好。我跟你一起。”
一月底，莱奥的母亲玛丽亚从克罗地亚来信了。信是马蒂奇代笔的，字迹很工整，不像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人写的：
“莱奥：
你妈想去看你。她说春天路好走，她坐火车来。我在家种地，不去了。你妈一个人去，你到火车站接她。
马蒂奇”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笑了。“你妈要来。”
“春天。”
“那我们要准备。房间、被子、吃的。”
“她住我房间。我住施密特的。”
施密特愣了一下。“你住我房间？我住哪？”
“你住雅各布的。”
“雅各布住哪？”
“雅各布住厨房旁边的小隔间。”
“那小隔间只能睡一个人。”
“雅各布瘦。他睡得下。”
施密特叹了口气。“好吧。你妈来了，我们挤一挤。”
莱奥看着他，笑了。“谢谢。”
“不客气。你妈也是我妈。”
莱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冻疮，红红的，肿肿的，有的地方裂了口子。
“施密特，”他说，“你说，我妈来了，会喜欢这里吗？”
“会。有海，有咖啡，有你。”
“还有炮。”
“炮她也喜欢。她以前是军人的老婆。”
莱奥笑了。“对。她以前是军人的老婆。”
二月，的里雅斯特的风开始变了。不再是冬天的北风，而是春天的南风，带着非洲的热气和盐粒。雪化了，冰融了，炮台的铁架上不再结霜。保罗每天早上去空地上，把飞机从棚子里推出来，晒太阳。蒙布上的露水被风吹干，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科恩先生，春天要来了。”他站在飞机旁边，仰着头，看着天空。
“快了。”
“快了是多久？”
“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但今年一定能。”
保罗低下头，看着那架飞机。翼展十米，机身六米，两个座位。他坐进座位，系好安全带。方向盘、脚踏板、仪表盘——仪表盘是假的，只有一个高度表，是从一艘沉船上拆下来的，还能用。
“科恩先生，您上来。”
雅各布犹豫了一下，坐进副驾驶座。座位有点小，他的腿伸不直，膝盖顶着前面的木板。
“挤。”他说。
“忍一下。飞起来就不挤了。”
“飞起来更挤。风大，人贴人。”
保罗笑了。“那您贴着我。我不怕。”
雅各布看着他，笑了。“好。我贴着你。”
他们坐在飞机上，看着海。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远处的海面上，有一艘军舰，灰色的，在慢慢移动。
“科恩先生，”保罗说，“您说，那艘军舰要去哪？”
“不知道。也许去巡逻，也许去演习，也许去打仗。”
“打仗？跟谁打？”
“不知道。也许跟意大利，也许跟俄国，也许跟塞尔维亚。”
“帝国为什么要打仗？”
“因为帝国太大了。大东西，容易散。散了，就要打。打了，才能不散。”
“那打了之后呢？”
“打了之后，也许散，也许不散。但不管散不散，人都会死。”
保罗沉默了。他看着那艘军舰，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上。
“科恩先生，”他说，“我不想打仗。”
“我也不想。”
“那我们就不要打。”
“我们说了不算。皇帝说了算。”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皇帝老了。他死了，谁说了算？”
“不知道。也许是他的儿子，也许是他的侄子，也许是别人。”
“那别人说了算，会不会不打？”
“也许。也许不会。”
保罗抬起头，看着雅各布。“科恩先生，您说，人为什么要打仗？”
“因为人怕。怕别人抢自己的东西，怕别人杀自己，怕自己活不下去。”
“那不打仗，就不怕了吗？”
“不怕了。但人还是会怕。怕穷，怕病，怕死。怕了，就要抢。抢了，就要打。”
保罗想了想。“那怎么办？”
“不知道。也许等我们不怕了，就不打了。”
“什么时候不怕？”
“也许永远怕。也许明天就不怕。”
保罗看着他，笑了。“您跟莱奥叔叔说的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大人。大人看世界，都看到同样的东西。”
保罗伸出手。雅各布握住了。
两只手，一大一小，一粗糙一光滑，但同样有力。
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鱼腥味。
春天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