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飞机。造大飞机。能坐很多人的。”
“坐很多人去哪里？”
“飞过海。飞到意大利，飞到非洲，飞到美洲。飞到世界的尽头。”
“世界的尽头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只有海。但到了，那里就不是尽头了。”
伊洛娜笑了。“你说过。”
“再说一次。怕您忘了。”
“我没忘。世界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是出发的地方。”
保罗点了点头。“对。出发的地方。”
他们站了很久，直到星星淡了，天边泛起一线白光。然后他们转身，走回营房，各自睡了。
十二月底，莱奥收到了一封来自克罗地亚的信。信是母亲写来的，字迹比以前整齐了很多：
“莱奥：
马蒂奇教我写字。我学了三个月，会写自己的名字了。玛丽亚·贝克尔。你看，写得好吗？
这里冬天不冷。海风吹着，凉凉的，但不冻人。马蒂奇说，今年土豆收成好，卖了不少钱。他买了一副新假肢，不是铁的，是钢的，轻了很多。他说，谢谢你帮他找。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春天来吧。春天路好走。
妈妈”
莱奥把信给施密特看了。施密特读完，笑了。“你妈会写字了。马蒂奇教的。”
“他教得好。”
“你妈说，春天路好走。那春天我们去看她。”
“一起去。”
“你每次都这么说。”
“这次是真的。”
施密特笑了。“好。这次是真的。”
他们站在围墙上，看着海面。冬天的海是灰蓝色的，浪不大，渔船很少。海鸥也不多，只有几只，缩着脖子蹲在炮管上。
“施密特，”莱奥说，“你说，春天来了，帝国还在吗？”
“在。帝国不会那么快倒。”
“那明年春天呢？”
“也在。但后年呢？大后年呢？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管好自己就行。管好炮台，管好飞机，管好咖啡馆。”
施密特看着他，笑了。“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只关心帝国。现在你关心自己了。”
“帝国管不了。自己管得了。”
施密特点了点头。“对。自己管得了。”
雅各布的咖啡馆有了一个新客人——一个从意大利来的商人，叫朱塞佩·罗西，做橄榄油生意的。他每个周末来喝一杯咖啡，说雅各布的咖啡比米兰的好。雅各布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米兰的咖啡太苦。你的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那是豆子好。马尔科送的。”
“豆子好，煮得也好。煮不好，豆子再好也没用。”
雅各布看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得意，不是感激，而是一种平静的、认命的、近乎温暖的东西。
“谢谢。”他说。
“不客气。好就是好。”
罗西走了之后，雅各布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杯子是旧的，壶也是旧的，桌子是借的，椅子也是借的。但咖啡是自己的。煮得好，是自己的。煮不好，也是自己的。
“雅各布，”伊洛娜走过来，“你在想什么？”
“在想以后。”
“以后什么？”
“以后，咖啡馆开大了，客人多了，忙不过来。要雇人。”
“雇谁？”
“雇保罗。他造完飞机，没事干，来帮我煮咖啡。”
“他煮得好吗？”
“不会。但可以学。他学什么都快。”
伊洛娜笑了。“你连他都想好了。”
“想好了。他飞过海，回来，帮我煮咖啡。我老了，煮不动了。他煮。”
“你老了，他替你。他老了，谁替他？”
“他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伊洛娜看着他，笑了。“你像个哲学家。”
“我不是。我是开咖啡馆的。”
“开咖啡馆的人，也是哲学家。咖啡馆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听多了，就懂了。”
雅各布看着她，没有说话。他倒了一杯咖啡，递给她。
“尝尝。新配方。”
伊洛娜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比上次的更好喝。
“好喝。”
“真的？”
“真的。比马尔科的好了。”
雅各布笑了。“你又在撒谎。”
“没有。是真的。”
“好。是真的。”
他们站在柜台后面，喝着咖啡，看着窗外的海。海鸥在远处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冬天很深了。但春天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