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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2月，维也纳
起诉来得比预想的快。
工厂主协会雇了一个维也纳最好的律师——赫尔曼·韦斯特，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他曾在好几起诽谤案中为原告赢得巨额赔偿，号称“不败的韦斯特”。费舍尔看到原告律师的名字时，脸色沉了下来。
“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对伊洛娜说，“他不讲道理，只讲法律。法律上，你确实写了‘工人的肺烂了’。这句话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工厂主故意造成的。”
“我有医院的诊断书。”
“诊断书只能证明肺烂了，不能证明是谁的责任。”
“我有工人的证词。”
“工人的证词，法官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韦斯特会说工人‘受你煽动，作伪证’。”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费舍尔说得对。法律不是讲理的地方，法律是讲证据和程序的地方。她有证据，但程序上，韦斯特可以把她的证据一个一个地打掉。
“你打算怎么办？”费舍尔问。
“出庭。说清楚。”
“你说不清楚。法庭上，不是谁声音大谁赢。”
“那谁赢？”
“谁证据硬谁赢。”
伊洛娜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把抽屉里的证据全部翻出来——医院的诊断书、工厂的通风记录、工人的证词。她一份一份地看，用红笔标出每一个日期、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签名。她要把它们整理成一份无可辩驳的档案。
卡尔打电话来。
“伊洛娜，我帮你请一个律师。”
“不用。我自己来。”
“你自己来？你不是律师。你不懂法律。”
“我懂事实。事实比法律大。”
卡尔叹了口气。“伊洛娜，你太倔了。”
“不是倔。是不想欠人情。”
“这不是人情。这是帮你活下来。你输了，要赔钱。赔不起，要坐牢。坐牢了，你还怎么写？”
伊洛娜握着听筒，没有说话。
“伊洛娜，”卡尔说，“律师我已经请了。他叫弗里茨·诺伊曼，维也纳最好的民法律师。他不要钱。他说他读过你的文章，他支持你。”
伊洛娜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让它流。
“卡尔，谢谢你。”
“不客气。”
弗里茨·诺伊曼第二天就来了。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很快，像一把机关枪。他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伊洛娜的证据，然后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拉科齐小姐，您的证据很充分。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工人的肺烂了，不能证明是工厂主故意不装通风设备导致的。韦斯特会说，工厂主不知道通风设备有用，或者买不起。”
“他们买得起。他们买了别墅。”
“别墅不是证据。别墅只能证明他们有钱，不能证明他们知道通风设备有用。”
伊洛娜沉默了。她知道诺伊曼说得对。
“那怎么办？”她问。
“找一个人。一个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懂通风设备的。让他出庭作证，证明工厂主知道通风设备有用，但故意不装。”
“我认识一个人。他叫埃里希·迈尔，是纺织厂的工程师。他给我提供过通风记录。他可能愿意作证。”
“你联系他。我准备传票。”
伊洛娜拿起电话，拨了迈尔的号码。电话响了很多声，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有人接了，但对方没有说话。
“迈尔先生？我是伊洛娜·拉科齐。”
沉默。
“迈尔先生？”
“拉科齐小姐，我不能作证。”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怕被人听到。
“为什么？”
“因为老板知道了。他说，如果我作证，就开除我。我一家四口，靠我吃饭。”
伊洛娜握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
“迈尔先生，我理解。您不用作证。我找别人。”
“对不起，拉科齐小姐。”
“不是您的错。”
她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街道上一片昏暗。
诺伊曼看着她。“他不愿意？”
“不愿意。他怕被开除。”
“那就找别人。工厂里不止他一个工程师。”
伊洛娜点了点头。她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一个地打。打了十几个，没有人愿意作证。有的直接挂断，有的说“你打错了”，有的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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