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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2月，维也纳
炮兵培训的地点在维也纳新城的一座军营里，离军事学院不远。莱奥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七点上课，下午五点结束，晚上复习笔记。培训的内容比他想象的要难——新式后装炮的弹道计算比旧炮复杂得多，涉及空气阻力、地球自转、温度湿度等一系列变量。
“以前打炮靠经验，现在靠数学。”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少校，秃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像在念课本。
莱奥的数学不好。在军事学院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勉强及格。现在面对那些复杂的公式，他的脑子像一台生锈的机器，转得很慢。
但他没有放弃。每天晚上，他坐在营房的床上，点着煤油灯，一遍一遍地演算。纸用了一摞又一摞，铅笔削了一根又一根。
“你不睡觉？”同屋的学员问，一个来自格拉茨的年轻少尉，叫霍夫曼。
“再算一会儿。”
“算什么呢？”
“弹道。”
霍夫曼凑过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这有什么好算的？打仗的时候，谁会给你时间算这些？都是凭感觉。”
“凭感觉打不准。”
“打不准就再打一炮。反正炮多。”
莱奥没有反驳。他继续算。
培训的第五天，他收到了伊洛娜的一封信。信是寄到军营的，信封上贴着一枚蓝色的邮票，邮戳很清晰。
“莱奥：
听说你在学新炮。学得怎么样？难吗？
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医院的文章。维也纳的医院太少了，病人住不进去，有的在走廊里躺好几天。
你知道吗，贝尔塔以前说过，‘这个帝国最大的病，不是没有药，而是没有医生’。
我现在觉得，她说得对。
伊洛娜”
莱奥读完信，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拿出纸和笔，写回信：
“伊洛娜：
新炮很难。数学很多。我算得很慢。
但我会算出来的。
你说帝国没有医生。我觉得，帝国也没有老师。什么事都要自己学。
莱奥”
他把信寄出去，然后继续算弹道。
培训期间，莱奥每个周末都去看伊洛娜。
周六下午培训结束后，他坐火车从维也纳新城到维也纳市区，车程四十分钟。然后步行到伊洛娜的公寓，大约二十分钟。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想在路上想清楚——见到她该说什么。
但每次见面，他都说不出来。不是忘了，而是那些话到了嘴边就消失了，像雪花落在手心里，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化了。
伊洛娜不催他。她给他做面条、煮咖啡、泡茶。然后他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其实是伊洛娜说，莱奥听。她说报社的事，说韦伯的胆小，说那些匿名威胁信，说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请她吃的蜗牛。
“蜗牛好吃吗？”莱奥问。
“还行。但不如面条。”
莱奥笑了。“你什么都说不如面条。”
“因为面条是我做的。自己做的，最好吃。”
莱奥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月光，不是灯光，而是另一种光。说不清是什么光，但很暖。
“伊洛娜，”他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继续写。写到我写不动为止。”
“写不动了呢？”
“那就躺在椅子上，让别人读给我听。”
“谁读？”
“你读。”
莱奥愣了一下。“我读？我读书不好。会结巴。”
“结巴也没关系。你的声音好听。”
莱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很多茧子——擦炮磨的，握枪磨的，写信磨的。
“好，”他说，“我读。”
培训的第十天，莱奥接到了一个电话。
不是伊洛娜打来的，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的秘书打来的。秘书说，男爵想见他，请他周六下午去一趟男爵的住所。
男爵住在维也纳第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离霍夫堡宫不远。莱奥按响门铃，一个老管家开了门，带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进一间书房。
书房不大，但很高，四面墙上全是书，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男爵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里，腿上盖着一条毛毯。他比去年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眼睛还是亮的。
“莱奥，过来坐。”男爵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莱奥坐下。
“培训学得怎么样？”
“很难。数学多。”
“数学可以慢慢学。帝国的炮等不了。”男爵咳嗽了几声，“你知道吗，这次换炮，只换了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部队还是用老炮。”
“为什么？”
“因为没钱。也因为上面的人觉得，反正打不起来。”
“万一打起来呢？”
“万一打起来，就用老炮打。老炮也能打死人。”
莱奥沉默了。他看着男爵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疲惫的、认命的、近乎绝望的平静。
“男爵阁下，”莱奥说，“您叫我来，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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